文怀沙身陷“造假门”　神话破产警示世人

　　近日，人民日报资深编辑李辉撰文对“国学大师”文怀沙年龄、入狱的原因及学识三个方面提出质疑，称其不配为“国学大师”，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化界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人们质疑，既然没有什么学术成就，那么文怀沙为什么会头顶如此之多的光环？“国学大师”、“活屈原”这类称谓没有媒体的加封，公众又何以熟知他头上的这些光环？“文怀沙事件”给当前浮躁的“国学热”浇了一盆冷水，人们冷静之后，难免还会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国学究竟路在何方？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评论员：柯　冠）


　　第二页：国学大师倒掉　李辉“拷问”文怀沙　　　第三页：楚辞功力有限　文翁深陷“造假门”
　　第四页：“大师”泛滥成灾　国学高帽满天飞　　　第五页：彰显社会浮躁　国学复兴泡沫化

一、国学大师倒掉　李辉“拷问”文怀沙

1、文怀沙遭遇翻老底　“百岁国学大师”光环破碎

　　大师闹剧年年有，已成中国文化界的景观，2009年这起“大师门”事件尤其热闹，因为身陷其中的是之前公众形象接近完美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学者李辉带有“炮轰”性质的文章，从年龄、经历、学识三个层面，对文怀沙进行了“一个缺点也不放过”的质疑。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又一位大师的倒掉，几乎成为现实。（北京《北京青年报》）

　　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有这么一位特别的老人，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描述他在学界的身份。有人说，他是楚辞专家，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与郭沫若等人一起进行屈原诗歌研究，幷出版了著名的《屈原集》。据说，著名雕塑家蔡汉文根据他的形象创作了雕塑作品《屈原》，此后人们也将其当成“活屈原”，不仅是因为他风流倜傥的外表，更主要的依据还是来自他丰厚的学识和高洁的品格。也有人说他是红学专家，因为他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红楼梦》，出版了许多有份量的文章。另外，他还是中医专家，早年曾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授。他还是书法家，他的字体独树一帜，每个字可以卖到万元以上。最有趣的是，此人在文坛还以浪漫多情闻名。此人就是被称作百岁老人、“反江青”英雄和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文怀沙。（北京人民网）

　　然而，传记文学作家、《人民日报》文艺部记者李辉2月18日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李辉质疑文怀沙》一文，对文怀沙的年龄、入狱原因及时间、学术水平提出质疑，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这篇行文严谨、逻辑清晰的“檄文”立即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登上各网站首页，很多网站还开辟了相关的讨论专区和网友调查。（山东《济南时报》）

　　长期从事文化老人研究的学者李辉在文中认为，文怀沙生于1922年而非1910年，年龄造假，虚报12岁，故所谓“章太炎是其老师”为不可能；文怀沙入狱时间是1963年，罪名实为“诈骗、流氓罪”，而非“文革”中因“现行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作藏头诗讽刺江青而入秦城监狱，后经胡耀邦亲自过问获解放亦属空穴来风；文怀沙的楚辞研究能力与“泰斗”相距甚远，只相当于一中学教员。不难看出，这些质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如果李辉这些论断是真实的，对“百岁文化老人”、“国学大师”文怀沙的打击将是沉重的，其公众形象将轰然倒塌，其所作所为与胡万林之流的江湖骗子没有任何分别。（湖北荆楚网）


2、文怀沙大打悲情牌　“问心无愧”难解公众质疑

　　李辉的质疑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媒体引起极大的讨论。2月20日，文怀沙发表启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1910年1月15日，其他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文的回应虽然简短，但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开篇，悲情色彩极为浓厚，重点落在“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没有从正面去回应李辉对其年龄、学识、人品等的质疑，大家看到的是回避和躲闪，而不是用事实回击“流言”的信心和勇气。（江苏新华报业网）

　　或者有人认为李辉的质疑中多数属个人隐私，不宜公开，更不应在媒体追究。如果对一名普通人或一般情况下固然应该如此，可是文怀沙先生却是近年来一位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公众人物，尽管文先生声明他从未自称“国学大师”，但一些媒体将他称为“国学大师”已有多年，往往他本人也在场，有的就用之于他的“著作”或讲演，为什么从未辞谢或拒绝呢？一般人的年龄完全可以不向公众公布，但文氏的年龄事关他的履历，如他几岁当教授，几岁发表著作，这是构成 “国学大师”的因素之一，也是用以自誉幷为人赞叹的养身之道的证明。如果李辉所揭是实，那么有些辉煌纪录就不复存在，其养身之道的效果多少也要打些折扣。（上海新民网）

　　又如文氏与章太炎、鲁迅的关系。本来与交游广泛幷曾设帐授徒、开课演讲的名人有各种形式的关系的人不计其数，心仪或“私淑”者更不需要任何证据，到了一定的岁数回忆往事会出现误差或矛盾。但这两项对文氏却非同一般，一是这位当今的“国学大师”与公认的国学大师之间究竟有无薪火传承的关系，一是他是否属鲁迅研究专家、他对鲁迅旧体诗的注释是否属“开山之作”。如果这些都不过是信口开河，那么“国学大师”的基石岂不是又抽去了两块吗？

　　就是文氏曾被劳教的往事，本来也不必再提，更不应该再公开。但一旦自称因右派而获罪，且在“文革”中写“藏头诗”反对江青，这也成了文氏“国学大师”的政治色彩和道德水准。要是不公布他“文革”前就已劳教，江青下台后才恢复解除，幷且从未关入秦城监狱的事实，这两点如何澄清？（广东《南方都市报》）


3、学界人士集体沉默　文怀沙滥竽充数到如今

　　连日以来，文怀沙成为各媒体文化板块的最大卖点。人们震惊之余，也不由令人困惑，为何文怀沙现在才遭到公开质疑？李辉的文章中证据充分，可信度颇高，其中提及另外一些文化老人，他们对文怀沙的经历、品行和学术水准相当熟悉，但他们均没有站出来说出真相，只是私下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为什么选择了沉默？原因或许是不愿惹麻烦上身，也或许是不屑于质疑。在李辉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学者也发文力挺，但这些人为何此前从不质疑文翁呢？（北京《北京日报》）

　　如果说此前文化知识界的集体沉默是一种纵容，那么，为何文怀沙近几年来频频出镜却未尝遭到媒体质疑？“国学大师”、“活屈原”这类称谓没有媒体的加封，公众又何以熟知他头上的这些光环？此前多家电视媒体采访过文翁，国学大师和文化偶像硬生生被树立起来了，或许连其本人也未料到。媒体在报道人物时，轻信其一面之词，却没有加以任何佐证。（天津北方网） 二、楚辞功力有限　文翁深陷“造假门”

1、楚辞泰斗名不副实　“国学大师”乃是造假大师

　　自学者李辉在《北京晚报》发表质疑文章之后，“国学大师”文怀沙成了眼下最受关注的文化人物。李辉的文章认为：文怀沙在年龄、经历和学识三个方面，均存在造假行为。年龄和经历，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和认识角度，但在决定一个人是否具备大师资质方面，学识却是重要的衡量内容。道德和行为上的瑕疵对一位“大师”重要不重要也许会有人商榷，但学识方面的较真，却容不得半点马虎。（北京《中国青年报》）

　　在文怀沙“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这一部分中，李辉引用知情者舒芜、柳白、李一氓、汤炳正等人的文章或通信，对一直被标注为“文怀沙主要著作”的《屈原集》以及《九歌今释》等作品，进行了质疑，质疑内容可以简单总结成两点，一点是这些“著作”是当时出版社领导安排的校注任务。当时包括文怀沙在内的参与编辑人员，“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而且，“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第二点是，文怀沙的译文质量有问题，“译文非常不连贯”，“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瞭解原文”，“文法也欠通”，“一出手就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南方网）

　　李辉的观点说得很明白，文怀沙的“著作”缺乏原创性，放在一般学者教授那里用于职称晋级、评评奖倒也罢了，作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这点“家底”实在说不过去。（北京中国网）


2、学术成果寥寥无几　文化界接连质疑文怀沙

　　抛砖引玉之后，李辉表示不再就“质疑风波”撰文回应，幷希望有识之士继续探寻“大师造假”真相。果不其然，“带头大哥”前脚“搁笔”，有识之士便接踵而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中山大学史学教授桑兵，中国屈原研究学会副会长郭建勋等专家学者纷纷就此表态，简言之，专家学者们意见统一：文怀沙幷无突出学术成就。事到如今，李辉“打假”这一出独唱终于演变成了大合唱，文怀沙“大师”地位岌岌可危。（四川《成都晚报》）

　　据报道，文怀沙助手李之柔为文怀沙专门作了一个专业个人网站，网站中举出文氏可以“藏之名山”的作品，有《隋唐文明》、《文怀沙诗词选》、《鲁迅旧诗新诠》、《屈原九歌今绎》、《屈原九章今绎》、《屈原离骚今绎》、《屈原招魂今绎》、《屈原集》、《文怀沙序跋集》、《中华根与本》、《燕堂讲稿》和《四部文明》。幷称“其中1947年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是鲁迅研究学术史第一部鲁迅旧诗诠释，在鲁迅诗歌研究史上是开山之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听记者报知《鲁迅旧诗新诠》书名，再次询问之后，说自己没有见过这本书，谦虚地说“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北大图书馆没见过这本书。没有看过所以也不好评价”，但是随后表示：“不过按我几十年对鲁迅的阅读和研究，前几代鲁迅研究专家中好像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吧？”（上海解放网）

　　搜索文怀沙的个人介绍，除了国学大师、红学家、书画家外，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的称号特别醒目。如今这“第一人”的头衔也遭到了屈原研究学会的质疑。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建勋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都是屈原研究学会的副会长，这个全国性的学会经常汇聚在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但两位副会长都称， “文怀沙没有什么学术论文，所以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没什么地位。”郭建勋教授说，屈原研究学会跟文怀沙没有联系，而郭建勋在近40年的学术生涯里，除了上大学时期读过文怀沙编的屈原作品集子，对文怀沙的研究成果知之寥寥。（湖南新闻网）

　　就在文怀沙的学术成果被质疑的同时，其学术地位似也不被学术界认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长江学者桑兵从事历史学和国学研究，他说：“在民国以来的学术脉络里，根本没有文怀沙的一席之地。媒体现在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就是假设他有学术成就了？但是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成就嘛。没有成就却大谈他的学术成就大小真假，岂不可笑？”（山东舜网）


3、媒体先吹捧后揭短　《四部文明》巨著神话破产

　　近年出版的《四部文明》是文怀沙以“大师”自立的依据，也是文怀沙夸耀于世的亮点，还是他在声明中反驳李辉质疑他的学术成就时的证据之一。但是，一位曾在该丛书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士向曝料称：“在我工作的几个月时间里，编辑部成员中，只有我一个是本科学历，其余六七人连高中学历都没有。” 这位人士向人们公开了《四部文明》的编纂过程：编辑部设在西安，由文怀沙当年一位“狱友”的儿子具体负责，对文怀沙从北京弄来的古书进行扫描、复印。编辑部有两个专职工作人员，一是位小姑娘，在计算机学校学过photoshop，负责清除扫描书页时出现的黑边，另一位是从农民工市场上随机叫来的，因为“他当时蹲在地上，看上去很老实”，负责搬运古书。（河北《燕赵都市报》）

　　一部文怀沙自称终其大半生心血编纂的丛书，一部要“为中华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的《四部文明》，经是未加多少润饰的古书“复印本”！2007年12月，这套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仪式，全套售价竟高达为8万8千元。更值得注意的是，首发仪式上，学术界众口一词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部历史巨著是对中国先秦至隋唐两千余年间的历史文化一次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的大规模纂述，是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之作，堪称周秦汉唐文明集成”。仪式上，各路专家竞相发言，或称“《四部文明》的编纂与发行，是一件别人不能做、不敢做也做不了的事情”，或说“文老是一个伟大的仁者，是仁者的榜样，《四部文明》的发行，体现了文老及投资方对人民的挚爱与忠诚，对民族与文化的锺情与忠诚”。（新疆天山网）

　　这部由文怀沙主编的大型国学文典《四部文明》丛书共计一万八千二百余卷，一亿四千余万字，被媒体称为“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精髓核心的集大成之作”。实在无法想像，这样一部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其主编的身份竟如此被严重怀疑。所以，出于对庞大的文化工程负责，期待文怀沙能够站出来，还自己一个清白，也给文化界和公众一个交代。（北京《新京报》） 三、“大师”泛滥成灾　国学高帽满天飞

1、谈国学者必是大师？文翁成也媒体败也媒体

　　既然没有什么学术成就，那么文怀沙为什么会头顶如此多的光环？文怀沙也曾接受采访表示：“至于大师也好，权威也好，我自己从来没有认为我是大师，我还差得很多。”这一番谦逊言辞，颇有大家风范。文怀沙口口声声“我自己从来没有认为我是大师”，可不禁让人思考：这个大师称谓到底是谁封的？正如二十多年前把所有歌者一律称为“歌星”一样，今天，介绍某学者前必定加注“资深”、“著名”或是“某某家”的标签，否则，反倒“不正常”，难免会被人视同草芥；而“国学”、“大师”更是几成“固定搭配”——谈“国学”者，岂能不“大师”？（北京《光明日报》）

　　文怀沙是何时戴上“国学大师”这顶高帽的，恐怕李辉先生现在也未弄清楚。就如中山大学史学教授桑兵所说：“文怀沙这样的‘国学大师’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这跟媒体非理性炒作有关。你看《世纪大讲堂》、《百家讲坛》有多少大师，很多是做不好学问才上去的！现在把学问当江湖已经很普遍，他们还算好的。有人不是说他（文怀沙）是裘千丈吗，这种人现在在大学内外很多。像文怀沙这种‘大师’都是媒体或者他自己封的，我们（学术界）没有一点这意思。”（浙江在线网）

　　针对文怀沙事件，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严炳罡表示，媒体不能刻意去制造“国学大师”，真正的“国学大师”也不是媒体能制造出来的。严炳罡说，“其实学术界一开始幷不瞭解文怀沙，我也是通过媒体才知道的文怀沙。从文怀沙本身的学问水平看，他的确不够‘国学大师’的分量。文怀沙事件，可以说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部分媒体缺乏道德自律和职业自律，动不动就用各种名头进行炒作，因此在文怀沙这个事件上，媒体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文怀沙事件证明，媒体无法制造‘国学大师’，真正的‘国学大师’是靠学养、靠修为的，是必须经过历史认可的。”（山东《济南时报》）


2、文怀沙“时事造英雄”　学术大师竟是媒体塑造

　　不到十年，文怀沙忽然间被媒体和社会制造成“国学大师”，足以令人们深思之。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变化和国力增强，人们对文化越来越热爱，对文化人也越来越敬重。随之，对文化大师的出现，也越来越渴望。特别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希望借弘扬“国学”而增加中国文化 “软实力”的努力，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怀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国学大师”幷以此获取最大利益的可能与空间。（湖南星辰在线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现在的大师五花八门，很多所谓大师只是商业和政治结合的产物。最典型的大师应该有3种，一些是民间炒作出来的大师，一些是官方钦定的大师，还有一些是学术界自己公认的权威、大师级学者。官方钦定的大师很多，比如民间艺人、民俗大师，有些可以接受，有些就莫名其妙了，比如有位作家是上海政府部门规定的大师。民间的大师一般是炒作起来的，大多华而不实。因为这些，许多人反对在当代谈大师，认为‘当代无大师’。”

　　谈到这种大师“遍地开花”的原因，桑兵说，除了媒体的炒作，“这种国学大师的产生更跟大学学术评价有问题密切相关。太多的利益欲求主导各种评价，使得学术界弥漫追求头衔之风。而真正的学者大师是一种口碑，是整个圈子抛弃利益成见的非利益评价。所以，现在虽然成立了那么多国学院，虽然有那么多国学大师，但有几个懂国学是什么？”（广东金羊网）

　　李辉在《我为什么要质疑文怀沙》一文中写道：质疑文怀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超出我的预料。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我们的公众多么需要历史真相，多么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多么需要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湖南《长沙晚报》）


3、丑闻幷非个人之过　文怀沙为社会肤浅买单

　　对现在一些媒体以“文怀沙丑闻”的特大专题来制作这个话题，其实这起码不应是文怀沙个人的丑闻。面对这个被媒体和社会制造出来的“国学大师”，最该受质疑的不是文怀沙，而是这些制造者。文化是历史的、大家的，但是媒体却把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等等使命强加于一个人，最后漏了底却又说他是欺世盗名。这是他们的浅薄之处，也是这个时代一些所谓的文化人道德标准和勇气的贫瘠。而参与质疑文怀沙的学者们大都也认为，是媒体把他炒成“大师”，如今，媒体“揪他这么一个老人大肆做文章，有些苛刻了”。（河南大河网）

　　就像李辉所质问的：我们的时代为何失去了文化判断力？为何失去了对大师这一称号的应有的敬畏？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向观众和读者推介一个“国学大师”时，竟显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码的学术评判标准，就可以把“大师”的桂冠轻易地戴在一个人头上，而不管对公众和历史的责任，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具有的文化敬畏。

　　不是说文怀沙会吟会解楚辞、会编《四部文明》就是国学大师了。他的学术只不过是一家之言，于堂堂国学、泱泱中华文明只不过是一种承继，所以说他是国学大师，实在是文化界，甚至整个社会的肤浅。但是，现在却要让文怀沙为这种肤浅“买单”，实在有些冤。（上海新民网） 四、彰显社会浮躁　国学复兴泡沫化

1、国学复兴运动升温　文怀沙印证国学热乱象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化界最令人关注的事件，莫过于“国学大师”文怀沙遭到《人民日报》记者李辉着文质疑。而这一本属学术界、文史界范畴的话题之所以引发街谈巷议，与近年来国内掀起的“国学热”大背景有关。虽然，对文怀沙的此番质疑属于个案，却是当前这场浮躁的国学热潮的必然。近年来的这场国学复兴运动从官方到民间都陷入了一派迷狂。明明是没有什么国学大师，楞是有如此之多的人顶着大师的华盖招摇过市；明明是没有灵魂，却在商业的诉求下誉之为现代人的“心灵鶏汤”。这场国学复兴没有标志性的灵魂人物，只有商业偶像。（四川《成都商报》）

　　2006年，随着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走红，“学术超男”易中天爆红大江南北，紧接着“学术超女”于丹迷死男女老少，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一股学国学的热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国学院，全国许多“总裁班”，原来都以开“西学”为荣，比如西方管理学、西方营销理论、西方人力资源课的设置等等，而现在纷纷以增设“国学课”为时尚了。让几岁孩童开始读经，“国学”从娃娃抓起，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教育现象。而“讲坛红人”也成了社会名流，从签名售书到给人作序，从开办讲座到当颁奖嘉宾，到处赶场，风光快活，不亦乐乎。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于丹签售被抵制、阎崇年遭掌掴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这股国学热进行深入反思。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就认为，现在确实涌现出了很多国学班，但有些是为了谋利，许多国学教育将对象瞄准的是社会上的老板阶层。当下的国学只是文化产业，我们千万别将这种国学热当作一种时尚来追赶。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接受记者专访时对现如今中国社会的国学热也心存疑虑，他看到的是国学热背后国人的盲目、趋从与自大。他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第一，国学真的热了吗？我只能说比过去稍微回暖了些，但丝毫还是不热呀，考文史哲的学生远远少于金融法律。第二，我认为国学也没有必要热，国学只需要一小群人去守先带后，去看护住它。第三，所谓‘国学热’里，能看到中国人的狂傲。从五四开始，我们认为传统一无是处，现在传统捡起来什么都是好的了，这也很可怕。其实，还是要承认普世的价值，还是要静下心来向西方学习。”钱文忠曾经听说现在很多企业规定，员工一定要读《弟子规》：“这个东西能替代企业制度吗？那就是老板过过瘾吧？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不踏踏实实向西方学习，拿一套《弟子规》来就行啦？”（山东《济南时报》）


2、国学成了一个“筐”　存续复兴必须深入思考

　　“文怀沙事件”给浮躁的“国学热”浇了一盆冷水，人们冷静之后，难免会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国学究竟路在何方？说实在的，现代人对于什么是“国学”估计谁都不清楚。大学里的“国学院”往往是由中文、历史和哲学拼凑而成的大杂烩，小学里则把“之乎者也”当成了国学。“国学”成了一个筐，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这些乱象，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国学”诞生于上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是当时的“国粹派”害怕西方思潮东进而提出的名号。首倡者是谁已不可考，但无论是章太炎还是邓实，均以“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来概括。显然，“国学”一出生就充满了时代烙印，是一些文化人集成式的文化垄断包装，目的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侵蚀。因而，国学存在着思想保守和概念不清的先天不足。“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形神上击碎了“国学”，使得中西文化交融幷兼成为时代主流，科学民主深入人心。

　　也正因为“国学”的先天基因不成熟，才导致了后学者的夹生跟从。加上中国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有个传统文化被压抑的思想断层，故而近 20年现代人对“国学”有一种饥不择食的浮躁，才造成了“国学”摊子的急就，引来了一些江湖学人的扰乱，造的是一大批名不副实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去年自辞“国学大师”名号就是对“国学大师”泛滥的讽刺。至于前两年康有为在所谓“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落选更凸显“国学”范畴外延和内涵界定上的不确定性。（广东《时代商报》）


3、大师倒了国学活着　切莫因此误读传统文化

　　学者李辉因在《北京晚报》发文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年龄、经历和学识，一时间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读过李辉的很多著述，他对当代文化史的梳理和研究，可谓自成一家。初见李辉对文怀沙的质疑，幷未感到特别诧异，因为努力呈现当代文化史的真相，一直是李辉的工作。只是通过大众传媒，如此针尖对麦芒地质疑一个文化老人，在文化界幷不多见，所以它引起任何震动都是可能的。然而，因李辉的质疑，很多人便借势攻击起了国学，看着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反倒明白了“国学大师”能唬人的原因。（北京华夏经纬网）

　　文怀沙不是什么“国学大师”，这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界，应当属于一个常识。然而这个常识多年来，与媒体和公众基本是隔绝的，这不仅表明学术话语与公众话语的隔绝，也表明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太多。这幷不是传统文化的悲哀，而是当今知识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人把此归罪于国学的流毒，认为儒家塑造的就是温良恭俭让的好好先生，这其实是对儒家最大的误解。

　　孔子是非常厌恶好好先生的，他专门给这种人取了个名字，叫“乡愿”。所谓乡愿，就是一乡之中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唯唯诺诺，左右逢源。孔子认为这种人为“德之贼也”，是德行的祸害。孔子轻蔑地说道：有一种人从我门前走过，不进我的房间，我丝毫不会感到遗憾，那就是乡愿。孟子也讨厌这种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乡愿。孔子与孟子之所以如此反感乡愿，是因为儒家强调的“为士之道”，张扬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而不是委曲求全的“妾妇之道”。如今的知识界，却成了乡愿的豢养地。孔子曾明确说，遇到这些所谓的“谦谦君子”，他宁愿和狂狷之士打交道，因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要是学界没有这么多的乡愿，“国学大师”的帽子也绝不会满天飞，因为太多的人在真相面前选择的是退却。（上海文新报业网）

　　有人认为李辉的质疑属于特立独行之举，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这恰恰错了。我们常以为“特立独行”这一观念源于西方文化，其实这是儒家思想评判人事的一个重要标准。“特立独行”四字，出自唐代大儒韩愈的《伯夷颂》。韩愈通过伯夷叔齐，批判的就是当年的学者，他说那个时代的学者，有一家反对，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至于一国一州的人都反对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没有这种人了。所以韩愈极力彰显伯夷之道，呼唤的正是学者的独立人格与批判意识。（北京环球网）

　　之所以谈及儒家的这些观念，无非是担心有人因此误读了传统文化，更担心有人把李辉的质疑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李辉多年来与文化老人打交道，他对传统文化应该是充满敬意的，相信这也是他质疑的理由之一。如果我们对“国学”多一分修养，对“国学大师”误会和错认就会少一些。（北京《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