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
日期：2023-10-23 09:34点击数：3086次
“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
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钱颖一：批判性思维的真谛——解禁、祛昧、创造
几年前，在知行教育基金会慈善晚宴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就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发表了演讲。他对大多数人认同的教育观念——“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有着不同的思考和看法。他提出，要理解“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面对当前的中国教育环境，钱颖一的观点无疑具有相当强的现实针对性。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说起。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如下的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它们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目前在我们中国人中较为突出。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由于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讯行业中的非常实际的问题。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这是乔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讲的故事。当年他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却在10年后他设计电脑里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以上的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目前在我们中国人中较为突出。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做“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现在，“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门课对找工作有什么用。可是另一方面，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大学本科时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 的作者彼得·蒂尔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有着更加长远的考量。第一，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很多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第三，人们对未来预测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清楚和显然。”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知道，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毕竟，大学教育不仅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准备。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炼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显然，“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而我特别要强调其中的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说过：“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可能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反而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1000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则数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不同的思考。彼得·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中国教育者经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然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了清华的校训。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其实也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教育如何体现“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总结而言，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