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此文是书中的代序，有删节。）
《扬子晚报》2002年12月25日

汪曾祺听沈从文上课

在读过的写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黄永玉和汪曾祺两位先生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前者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带点幽默地写出他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读过之后让人感觉到沈从文更熟悉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实到极点的“迂”。后者以“寂寞”来论述沈从文的散文，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感觉，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人启发颇多。后来很多文章谈论沈从文时，大概受到他的影响，都习惯用“寂寞”来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乃至人生。

在与巴金谈沈从文之后，我就一直想同汪先生谈谈沈从文。他作为西南联大时沈从文的学生，与沈从文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谊。在创作上，人们更是将他视为受到沈从文影响而成就显著的小说家。我想，他的谈话，同他的文章一样，会给我们许多启迪。

我们的话题就从他当沈从文的学生的时候开始了。

下文摘自《和老人聊天》，李辉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李：40年代你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给你上过课的有朱自清、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他们上课的特点是不是不太一样？

汪曾祺（简称“汪”）：杨振声先生这个人资格很老，他当时是文学院院长，给我们讲汉魏六朝诗。他上课比较随便，也很有长者风度。对我他好像挺照顾，期末考试前他说，汪曾祺可以不考了。朱自清先生上课最认真，规规矩矩的。给我们上宋诗，每次他都带上一叠卡片。他要求学生按期交读书报告，考试也要求严格。他对我不满意，说：汪曾祺怎么老是缺课？

李：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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