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数年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31年在《时报》上发表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首曲”——《家》，该作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巴金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又创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 《神》、《鬼》。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巴金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1985年由他倡议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等殊荣，成为中国文坛的泰斗。
    届今，这位文坛老人已跃过百岁人生界线，成为古往今来、中外东西最年长、也最受人尊敬的文坛作家。

（四）少年軼事
    巴金于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用他后来的话讲，他“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他的童年。
    但巴金与许多出身于华贵的人不同的，他在被唤作“四少爷”的同时，却最愿意与仆人们在一起，喜欢听这些人讲他们各自的悲惨故事。
    轿夫老周，即是那时巴金最常亲近的人。巴金常在马房里听他讲故事。那时在他们家的马房后，有一个轿夫们的厨房。他们做饭时，巴金就去帮他们烧火。坐在灶前的一块石头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进去，结果常常把火弄灭了。这时，老周就把他拉开，用钳子往灶膛里捅几下，火又“蹭”地冒了起来。放下钳子，老周告诉巴金：“你要记住：人要忠心，火要空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记者与巴金聊天，他很悲哀，说自己这辈子没做什么，现在又成为大家的包袱。记者安慰他，说他的那些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巴金却哀哀地说：“我的几百万字作品，还不及老周的八个字。”——老周的八个字，就是：“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可见，巴金不仅记住了这八个字，而且深深地把它们刻在心扉上，融化在血液中。
    在富裕的环境里，小巴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他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巴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5岁那年，仁慈的母亲深深地责备了三哥，事情的起因只因为三哥打了丫头；父亲在审案时动用毒刑，经母亲劝说过后不再用刑……母亲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爱的种子。
    母亲交给了小巴金要“爱一切人”。所以在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
    “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在巴金的心灵深处，暗暗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巴金通过《灭亡》中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五）筆名“巴金”的來歷
    巴金的本名，即学名叫李尧棠，号芾甘。此外他还有一个小名，叫升麐；他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一个兄弟的小名叫开麐，都是依“麐”字排下来的。
    成年后的巴金，除“巴金”之外，还用过“壬平”、“极乐”、“佩竿”、“黑浪”等笔名。后来，巴金曾回忆说：

    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时间太久了，有些事一时记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忆起来。

    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许多人猜测这两个字来自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实不然。巴金在八十年代接受青年学者陈思和等人采访时，曾说：

    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于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除此之外，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写给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也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巴”，显而易见指的是那位早逝的同学巴恩波；至于“金”，不难见到其实指的就是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1842～1921；Kropotkin，PiotrAlekseevich）是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地理学家和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活动家。他流寓英国约30年，潜心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著述，继承并发挥P.J.蒲鲁东、M.A.巴枯宁的学说，提出一整套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巴金15岁的时候，无意中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的。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但“巴金”这一名字用得最多，也最为大家所熟知。从“巴金”这一笔名的来源，不难看出巴金本人对友谊的怀恋和对信仰的坚决。

（六）巴金和無政府主義
    有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飞重庆，在谈判的余暇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巴金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
    这个故事足以表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也可看出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在中国的影响。
    巴金是15岁那一年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的。那时正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一本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七）真實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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