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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大師巴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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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8-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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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巴金，曾经说“长寿是一种惩罚”。他不只一次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年纪太大了，对别人是负担，自己又不能工作，是一种在而不健，生存就没有意义了。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把心掏给作者，把作品拿出来跟大家交流，失去了这一切以后，他就觉得自己生存实在是没有意思，何况又确实真是很痛苦。
巴金年轻的时候，为了创作，经常熬夜。有时编刊物的朋友们逼稿，刊物又不能延期，他就常常熬夜。巴金后来说：“那时身体好，不怕熬夜。”
一般的印象中，许多作家都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看到什么好的素材，就先抄下来。但巴金却没有这一习惯，他身边从来不带什么小笔记本，写小说之前也没有事先写提纲的习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家，例如茅盾，在写小说之前，都是要写提纲的）。
至于巴金写作时的状况，令后世感到最好玩的，是他夏天进行创作时的情景。80年代，他与姜德明在一次闲谈中曾说：
我年轻时很怕热。夏天，我喜欢打赤膊写作。光着背，只穿一条短裤。
巴金后来还回忆说：“我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写作。火车上、轮船里、小旅馆的油灯下，临时主在的朋友的家里，……什么地方都可以写。抗战期间，我随身带着一块墨，走到什么地方，找个小磁盘，倒上一点水，磨好墨就写。除了一枝笔，我是一无所有。”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马绍弥是巴金的养子，母亲罗淑在生下绍弥20天后，得产褥热病，不幸逝世了。11岁那年，父亲马宗融又在贫病中逝世。马绍弥的父亲生前是复旦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是巴金的朋友。巴金在料理完友人的丧事后，便把绍弥接回了自己家。从此，马绍弥成为巴金家中的一名成员。
小学毕业那年，马绍弥拿着学校发的履历表为难了。因为他不知道，在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这些栏目中，该怎样填？回到家，绍弥将履历表交给巴金。巴金看了看，在家庭成员一栏中填下这行字：
李尧棠父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职员。
写完后，巴金又关照了一句：“你以后就这样填。”
此时正是50年代初，“巴金”之名早已蜚声文坛，新中国一成立就在文化界担任要职。但是，在巴金心中，他只不过是一名编辑，一个职员。
（八）愛國的巴金
年轻时的巴金，尽管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一直是巴金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两部分。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巴金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奖项，但在每次答词中，巴金从来都不把荣誉归为自己，而是国家。在接受法国荣誉勋章时，巴金说：“这次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期间，巴金与叶圣陶先生相遇，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眼相互注视着，不觉都热泪盈眶。原来，在此以前，在香港的叶圣陶误听别人传言，以为巴金去了台湾，非常着急。于是，便写信给在上海报界工作的黄裳，表示惋惜。黄裳把叶老的关心转告了巴金，巴金很感激。确实，曾有人劝巴金移居海外，但是巴金没有听。他觉得，既然人民拥护共产党，他就应该留下来，和人民在一起。
“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巴金经常这样说。1979年，巴金从“文革”的磨难中走出后，重访青年时代留学的巴黎。每天早晨，静静地坐在窗前椅子上，他说，他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上海的淮海路，北京的长安街，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他想念祖国，想念亲人。
（九）巴金談文學
巴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有人把文学的作用，一会儿说得很高，好像能治百病；一会儿又不重视，随时可以把一些作家、作品打下去。其实，文学的作用主要是长期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我文章中反复讲，说空话没有用，还是做点实际事情好；我写了几百万字，很难看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想做些实际工作，可是又不会做。我就有了矛盾，有了痛苦。我只能写写文章，努力写真话，结果还是好像讲了空话。
巴金所坚持的，正是“水滴石穿，潜移默化”的文学观，他的“激流三部曲”是这样，《随想录》也是这样。
（十）巴金的晚年的兩個願望
巴金晚年一直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现代文学馆，第二个是文革博物馆。
1985年巴金即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觉得，很多的资料散失在私人手里，不能集中起来供研究者去研究，是一件很大的损失，他就希望有这么一个机构，能把我们国家那么多年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料放起来供人研究。他看到中国兴批判，批判以后这些文章就见不着了，这种博物馆性质的馆藏，它虽然不说话，但它在那儿摆着，后人就可以根据这个能够发掘一些里边的内涵，能够更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如果还保存在私人手里，再遇到文化大革命就全完了；如果在一个国家机构里就能得以保存。所以他特别希望有一个机构能把这些资料完整的、完好的保存下来。
现代文学馆的愿望，巴金已经实现了。现在对于他而言，还有一个，那就是修建“文革博物馆。”对此，巴金曾说：
我写文章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收到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信，都赞成这个意见。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赞成。只要经过“文革大革命”的，没有人会不赞成。“文革”已经过去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和物质的灾难，永远留在历史上，这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我写了几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
（十一）《隨想錄》是部什麽樣的書？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随想录》。对巴金写作这部作品的背景，《巴金传记》是这样说的：
“《随想录》的那篇短短的‘总序’和谈影片《望乡》的第一篇，都是1978年12月1日写的，同时发表在同月17日《大公报•大公园》上。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因为第二天，12月18日，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开幕。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针和政策’。……三中全会的召开，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表示全中国的人，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到一个普通的作家，都在深思同一个题目：过去的那一切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今后的路要怎样走？”
巴金的思考就写在这本《随想录》中。全书五集一百五十篇，包含了作者对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思考。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他提出了一个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的主张：
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人们无从预测一座叫做“文革博物馆”的建筑物何年何月才会出现在地面上，但是，正如一些评论巴金的文章所指出的：“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一座袖珍的‘文革’博物馆。假如他年真的有那么一天建成了这博物馆，那么这书将是博物馆的最详尽的说明书。”
另外，巴金也和他的养子马绍民说过，他的所有作品中，他最满意的是《随想录》。
（十二）巴金故事•錢是用來買書的
巴金大部分的藏书，现在都已捐出去了。但在原先，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都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
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一•二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一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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