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追求，讲
"仁政"的理想，讲"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向往，以及批驳杨朱、墨翟都是感情充沛的文字，非常具有震撼性，而其中讲的道理很少、甚至不讲道理。
当儒学取得了正统地位以后，统治者和儒生们感到只用"感情"、用感动力、感染力来推销自己的学说是大大不够了，因为这时候儒学已经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了，统治者不是用它来感化民众，而是要用它来威慑老百姓了。于是，在汉代出现了融合阴阳五行学说、强调天人合一的董仲舒。董氏把儒学神学化（孔子本是不讲"怪力乱神"的）、宗教化，把孔子神化为通天教主，神道设教，以愚弄老百姓。这是儒学第一次大变。
到了宋代，儒生们不满意汉唐以来古文学派繁琐餖飣的经学。他们在发展儒学理论时受到佛家思辨方法的影响，把儒家所创始者们基于感情的伦理观念抽象化、理性化。"仁义礼智信"等在原始儒家看来是极为鲜活、极富感情的基本观念都看作是"天理"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理一分殊"。他们要通过逻辑论证这些观念的正确，用讲道理（当然也讲得不彻底，许多情况下，还是命令式的）的方式推行儒学，逐渐使儒学概念远离了情感，从而也使它失去了感染力，变得僵化，面目可憎。这就是后世说的理学。这是儒学第二次大变。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原始儒学的精神丧失殆尽，特别是原始儒家倡导的基本观念中的情感性受到致命的挑战。实际上，真正能和原始儒学接轨的不是后世形形色色的儒学家或经学家，而且富于感情文学家、诗人，这大约是人们没有想到的。
四、杜诗与儒学 中国的儒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文学观点直到现在仍有广泛的影响，《论语》也是文学意味颇浓的儒家经典。《孟子》中绝大部分篇章是抒情性强、气势磅礴、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儒学特别接近古典诗歌，学诗是孔门的六门功课之一，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古代诗歌抒情性与儒家观念的感情色彩极易融合，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而且在这方面比孔、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说，儒家所倡导的观念多是感情性的，但孔孟只是开了一个头，并没有就此加以渲染展开，因为他们毕竟是思想家，不是诗人。而后世的儒家代表人物（特别到了清代）忽视了这一点，使得原始儒家风貌逐渐丧失，把一个本来特别具有人情味的学派，搞得最为僵化、最不近人情，甚至到了令人憎恶的地步。
儒家基本观念在杜甫诗中恢复了初创时的特征，变得丰满鲜活、更富于人情味。我们读杜诗、体会儒家的思想意识，似乎儒家倡导的那些只能令人仰望的伦理观念就在身边、就活跃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还可以说就发生在你我他的联系之中。有了这些观念，我们才变得不世俗、不庸俗，甚至说变得更文明了起来。而且杜甫写到这些时是那么自然，顺口说出，好像是从他内心中流出来的，根本不是后代道学家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后人读杜诗所受到的儒家观念的感染、绝不会亚于读儒家经典。
五、说忠爱
就拿忠君爱国的观念来说，在孔孟的著作之中并不突出。孔子只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族入侵中原地区；孟子是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把儒家这些与忠君爱国有关的因素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这是杜甫的功劳。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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