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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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绝不能放任见利忘义的行为，绝不允许基本道德的失守。诚信是社会契约的前提，道德是商业文明的基石。“三鹿奶粉”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
道德是一切制度运行的社会土壤。在一个国家的文明框架中，道德与法律唇齿相依，缺一不可，必须做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 |
1.有感于日本问题大米代理商谢罪自尽
这两天读到两则新闻，颇有感悟。一是截至18日8时，“三鹿奶粉”事故已致全国6244名婴幼儿患病，158名发生肾衰竭，3名死亡。且因伊利、蒙牛、雅士利、施恩等22家企业生产的奶制品检出三聚氰胺，“结石婴儿”人数可能上升。另悉，总部位于日本大阪的稻米加工企业“三笠食品”倒卖受污染大米，“三笠食品”的代理商、奈良广陵町米谷公司社长16日晚在寓所上吊身亡。
同样的企业主，不同梯级的生命敬畏和责任担当意识。前者，三鹿婴儿奶粉，面对花朵般的幼小生命，竟然含有“毒魔”三聚氰胺，从孩子妈妈举报发现问题到主动面对问题，一直采取遮掩、推诿、被动的疲沓姿态；后者，“三笠食品”即便销售受污染大米，但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称，目前尚未收到该问题大米损害人体健康的报告。没有公民健康伤害，而食品代理商却不遮不掩，以死谢罪，前后两者对待生命的态度迥然不同。
发现问题，日商是羞愧与痛苦难当，以死叩谢苍穹。而三鹿奶粉直到上月问题愈来愈严重，企业主还能百般狡辩、推诿塞责；还能脸不红、筋不胀地拿“国家免检产品”来作自己的挡箭牌。
作为消费者，当然不是要中国这么多问题奶粉的生产和销售商人，都去学这名知耻而自杀的日商刚烈对待自己直接或间接犯下的罪恶。大家希望见到的是企业主起码的责任担负与敬畏生命的本能意识。
所以，“卖问题大米的日商自杀”对我国的奶粉生产企业当是一声棒喝，直抵违法食品商人的心窝，压下他们肆意违法的气焰。如果更多的企业能具这种高蹈的生命意识，就一定能够及时扭转当前食品安全的窘境，还公民“吃得放心”的基本民生权益。
2.三鹿事件根源——自贱、自戕、自绝
三鹿奶粉事件，看似一起简单的食品安全事件，但是，联系到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类似的恶性事件，就绝非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事件所能涵盖、所能解释得通。三鹿奶粉事件，其实是国人自贱、自戕、自绝的结果——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民族中的强势者或者败类在制度漏洞的庇护下，对弱势者的戕害与绝杀。
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都没有波及到国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企业，知道国外法律对国民的保护是非常严格而系统的，他们会自觉地对出口产品 “高标准严要求”，也因此，在国内，出口产品被视为是质量最有保障的上等品。人们对这种自贱之举，几乎已经习以为常。某些官员表现出同样的自贱态度，面对洋人，他们在骨子里存在着强烈的自卑感，点头哈腰，彬彬有礼，同样的一张面孔，一旦面对同胞，立即骤变，展现出冷酷和无耻的一面。
昔日，希特勒对外民族（犹太民族）实行种族灭绝，而对国民厚爱有加。而中国这个民族，则是逆向种族主义，即对本民族轻贱与戕害。
因为这种自贱，国外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资本市场一夜暴富，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就是这样从中国赚取了足可以弥补其全部次债损失还有节余的利润。
因为这种自贱，中石油在美国上市仅融资29亿美元，但四年中向美国股东分红达119亿美元，而在A股融资668亿人民币（相当于95.4亿美元），向A股股东分红却不到6亿人民币。
因为这种自贱，与外国人有关的刑事案件，总是以国人的眼泪与屈辱而告终。如今年4月涉及三个韩国人的谭静案，警方结论中的逻辑矛盾至今遭到质疑，媒体报道时用的题目就是《谭静之死拷问真相》。令人悲哀的是，关心真相的只有媒体和网络日渐微弱的声音。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本国领土上尚且不能有安全感，在哪里会有安全感呢？
因为这种自贱，我们严格把关，把最安全的食品送给外国人吃，而让自己的同胞食用有毒有害的。
自贱导致自戕，而自戕的结果就是自绝。
由于水、食物问题重重，加之生活压力等因素，直接影响了男性健康，导致了精子质量下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曾对1981——1996 年间公开发表的，来源于39个市县、256份文献共11726人的精子分析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精子数量降幅达40%以上。这还是过去的数据，而近年来的污染更加严重，结果恐怕也更令人触目惊心。
钟南山院士也曾经说过:“现在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2007年1月11日《新快报》。
国人只有在汉唐时才有真正的自信，这种自信在清后期至今丧失殆尽。
民众的自信来源于四个方面:政府对民众的尊重和服务（含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法律系统的保护；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
第一个方面不用说了。
第二个方面，法律系统的保护。如，英美判例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damages/ exemplary damages）制度，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意义上的赔偿金的同时，还可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英国在1763年开始有了这项制度，美国则在1784年确立了这一制度。美国许多法案，如著名的《谢尔曼法案》和《克莱顿法案》等都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1989年3月，美国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号油轮发生搁浅事故，约有1100万加仑的原油泄漏，美国法院判埃克森承担2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加上其他诉讼，埃克森公司因为该事故为渔民赔偿了34亿美元。
惩罚性赔偿，使美英等国的公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等公民。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从德国法兰克福经伦敦飞往纽约途中，在苏格兰的洛克比上空发生爆炸，造成270人死亡。2003年8月，利比亚与美英达成协议，同意对洛克比事件遇难者家属支付总额约27亿美元的赔偿。我特意查阅了一下:利比亚2003年全年的GDP才223亿美元！
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
我国《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但是，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的房屋、汽车等大宗商品，在许多案件中，却不被列入生活消费用品之列，因而，也就不能依据消法第49（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条，来维护自身权益。
西方法律确立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保护弱者，只有保护弱者才能实现公平。西方的立法者确信，只有让行为人承担足以令其心痛的赔偿责任，它才会真正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而我国的立法者首先考虑的却是开发商等强势者的利益，担心他们由于赔付金额过大而遭受损失。这种保护强者的法律，不仅导致民众维权成本的高昂和获得赔偿的微薄，也导致了建筑质量的低劣、建筑垃圾的盛行，这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浪费，更是对生命安全埋下诸多隐患。从根源上来看，仍然是自贱、自戕、自绝的结果。
不自重必自取其辱。人们尚且记得东芝笔记本事件:2005年5月，日本东芝公司宣布“只赔美国人不赔中国人”，东芝公司最终承担1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用于向美国用户支付和解金、发放购物券及支付原告律师费。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处理办法则是:在东芝的网页上公布了一个补丁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免费下载，安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从东芝笔记本事件至今，有多少类似的羞辱国人的事件在重演？
我们以惊人的资金耗费，营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体育盛会，但花费在民众体育锻炼上的资金又有多少？
第三个方面，是宗教信仰。
中国人有信仰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向中国留学生出租房屋，就要问一下对方的信仰，因为有信仰者才有底线，通过其信仰就可以知道他的底线。
中国自古有朴素的信仰，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但是，这些传统信仰，越来越被淡化，因为，在制度漏洞之下，强者是可以胡作非为的，是可以肆意掠夺的。剔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的信仰成分，这一规律是需要得到制度保障的，即制度确保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制度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促使社会向恶。这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人的信仰，经过几十年的摧残，已经走向死亡之谷。有良知的人，在各种摧残中被虐杀，包括宗教信仰者，也包括信仰共产主义的张志新等。这无形中给民众一种引导，引向堕落。
信仰与文化都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文化，中东的伊斯兰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等等，当信仰被谄媚取代，一个民族就失去了方向，文化也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根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还能有什么？
第四个方面，传统。
我们的传统是诚信，但是，这一诚信体系未能经过制度的确认和保障，使得诚信成为一部分人欺骗和掠夺另一部分人的幌子，直到所有的人都不再诚信、不敢诚信为止。我们的另一个传统是封建和专权，等级观等等，这些因素被毫不保留地继承下来，排斥了建立良好制度必须依托的一个基础:民主。
因为没有好的制度，没有健全和完善的制度，恶者肆虐，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善者饱受屈辱。
中国民众善良、淳朴、吃苦耐劳，对自己要求最少而最愿意奉献，如果能有制度的保障，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他们会以更大的爱心更多的奉献去回报社会。这个民族将成为世界之最强，这个民族中的任何一员，都将因这个民族而自豪。这个民族将将赢得世界的尊重，这个民族中的任何一员，也都将赢得应有的尊重。
这是梦想中的一天。
三鹿奶粉事件，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类似事件过段事件又会重演。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也因此，三鹿奶粉事件，让我心中之痛，痛彻心扉并难以自抑！
社会失去底线人人都是受害者
中国青年报
和同事去一处风景区开会，会后当地老乡开船带我们到水里捕鱼，5张大网撒下去，两个小时后拉起来，居然一条鱼都见不着。鱼哪儿去了？大约是被无节制的捕捞“斩尽杀绝”。如果资源是公共的，一般总逃不过“公地悲剧”，谁都自作聪明地先下手为强，结果害人害已。
这种损众利己的心态，在打麻将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一门心思想着自己赢，我赢不了也不让你们赢。我在西方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比尤其强烈。
有一次，我们在新西兰的淘波湖看当地人钓鱼，他们钓上鱼后总要先量量，如果短于某个尺寸，就自觉把鱼放回湖里。这个尺寸是当地政府规定的，也是民众的共识，因为他们明白“如果连小鱼都吃的话，将来就无鱼可吃了”。但是，这样的社会共识如今在我们国家往往难以形成。
这两天，奶粉事件弄得人心惶惶，政府正在下大力气整治。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河北奶农耿某日前被捕，他在接受警方讯问时供认，之所以往牛奶里掺加三聚氰胺，“是能通过检验，顺利地把牛奶卖出去”。耿某同时承认，掺加化工原料对人体无益，他本人和家人“从不食用这种掺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
耿某在出事之前，想必是偷着乐的——我把掺毒的牛奶顺利卖出去赚到了钱，他人的健康我不管，反正我和家人不食用这种牛奶。可不知他是否想过，假若地球人都像他那样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的话，他除了能确保自家人喝上自已生产的“放心奶”外，在其他领域能不成为受害者吗？
其实，这种相互加害的现象，近年来并不少见。用工业酒精兑制的酒，用硫磺漂白的粉丝，添加了洗衣粉的油条，注水的猪肉，掺入滑石粉的面粉，用避孕药养殖的鱼，含苏丹红的红心蛋，有毒的大米，等等。且不说广大的消费者是无辜的受害者，即便是那些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不法商人，最终也难免成为这个恶性循环中某一环节的受害者。可以说，这么玩下去，没有人会是赢家。
中国不乏小聪明的人。表面上看，自己占了点便宜，但实际上是大家一起吃了大亏，也就是说，这种貌似“利己”的行为，其实也在损己。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每个人都把自己家打理得干干净净，可一出门就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因为“那不是我的家”。当人人都这么做了之后，结果是大家共同生活在垃圾堆里。还有，上下班堵车的时候，人人都按捺不住往前挤，图一时之快，结果就像螃蟹缠在一块，谁也走不了。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总是相互联系的。政府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共赢局面，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幸福感。如果你只顾自己的那点小利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社区乃至社会上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你自己。
涉外奶粉未检出三聚氰胺说明什么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紧急在全国开展了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并公布了阶段性检查结果。全国目前共有175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其中66家企业已停止生产婴幼儿奶粉。此次专项检查对其余109家企业进行了排查，共检验了这些企业的491批次产品。专项检查显示，三鹿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9月17日南方网）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阶段性检查结果还表明，被检企业中，只有广东雅士利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出口到了孟加拉、缅甸、也门3个国家。经对留样检测，未发现三聚氰胺。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乳制品均未检出三聚氰胺。
为什么出口的和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乳制品均未检出三聚氰胺，而卖给国内消费者的则含有三聚氰胺？这种现象该作如何解释？是奶粉生产企业顾及国家的国际形象，不将不合格产品卖给外国人，还是国家质检部门对出口产品严格把关？同样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为什么“内外有别”？难道我们自己同胞低人一等？难道我们自己同胞的生命不值钱？
我认为，国家对食品出口特别是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食品严格检验，生产企业不敢贸然将这些产品卖给外国人或者提供给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参与者食用。这样做无疑会“飞蛾扑火”，自我毁灭。“聪明”的企业家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将这些“问题产品”卖给国内消费者更保险，利润空间更大。由此可见，什么样的乳制品合格，什么样的乳制品不合格，生产者心知肚明。这也表明，只要对食品监管得力，生产者就不敢心存侥幸，不合格的食品同样不敢贸然流入国内市场。
这些企业，打着品牌的幌子，贩卖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残害同胞的健康和生命。这是诚信的缺失、良心的泯灭，是对法律的践踏和另一种形式的草菅人命。他们的所作所为十分可恶。我们有理由感到愤慨。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在法制经济还不健全、企业家们的社会责任感还不强的情况下，什么质量认证，免检产品都靠不住啊！我们能做的就是严格食品质量监管制度。千万不能以为搞了质量认证，定了免检产品就万事大吉了。
蒙牛集团歧视大陆消费者的背后
9月19日，蒙牛的姚同山同志，在香港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本着在什么地方取悦什么地方人的言说原则，说了一句伤透大陆人民心灵的话：“蒙牛供应香港的产品比大陆出现问题的几率要小得多”。
这句话难以让大陆人接受，却道出了一个长久以来出口行业的事实：那就是，多数企业在产品质量方面，实行出口与内销双重标准。
为什么？
是这些中国厂商崇洋媚外吗？还是中国厂商患有恐外症？把最好的商品出口到境外，把不好的商品内销到国内？非也。
真实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严格的进口商品检验检疫和质量监控体系。而且，类似于香港这种法治社会的市场管理官员很难用中国式的手腕摆平。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管理部门很难糊弄与摆平。
于是，善于适应不同环境的中国厂商，很快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各种质量体系认证，最终使自己的产品质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而且，领教了发达国家那种法治社会的威严后，这些中国厂商也不敢欺骗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所谓橘生淮南则枳，中国厂商之所以敢实行出口与内销双重标准，乃是出口目的地国家与中国市场环境的差异，换句话说，中国的市场管理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一些执法人员很容易被金钱摆平。
在欧美日那样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独立，司法也不敢过多的偏向企业。当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受害时，这些消费者很容易得到律师的帮助，而律师出于可以从企业巨额赔偿中抽成的利益考虑，也会积极地帮助这些消费者赢得与企业的诉讼。
于是，我们看到欧美日国家的企业在本土越来越老实巴交，其产品的说明也越来越详细，因为一个消费者出事，律师就有可能帮这位消费者获得上千万美元的赔偿，而如果企业赔不起，那只有破产关门了。
欧美日政府会眼睁睁的看着企业被受害的消费者和律师玩儿死？会。他们不会为了保护那些无良企业而阻止这些消费者的集体诉讼。
这种环境下的企业，无论资本来自何种国家，又怎敢拿消费者的生命当儿戏？而这些环境的先进经验就是：政府可以在企业中拥有因投资所带来的股份，但是，一旦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发生重大冲突，政府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完全由司法体系独立的解决企业与消费者双方的问题。
因此，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发生，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与三鹿等大牌企业不清不楚的公权力的错，否则，为何有那么多的官员需要因为这个事儿引咎辞职？
三鹿等企业制造了这么灭绝人性的丑闻出来，实在让人痛恨。可如果直接关门破产，那些肾石婴儿的医疗问题谁来解决？政府解决？难道纳税人上缴的税收就是为了给这些流氓企业擦屁股的吗？
因此，最好的作法是效仿西方国家，把受害者家属集中起来，雇佣一个律师团，对三鹿集团进行集体诉讼，动用人民战争的力量把钱从三鹿集团这个恶狼口中掏出来，解决受害者家属的长期问题。
在三鹿集团与受害者家属的法律对峙问题上，政府最好还是袖手旁观，让司法体系独立解决双方问题，不要轻易的被三鹿这个流氓牵连玷污了形象。毕竟，如果受害者家属的诉求得不到解决，这种刻骨怨念会越积越深，而三鹿的毒奶粉使近万名无辜婴儿输在起跑线上，伤心父母们情何以堪？
而如果三鹿这个标志性流氓品牌竟然被政府保护了下来，并避免了受害者家属的集体诉讼，那以后岂不鼓励出更多的流氓企业出来？更可怕的是，这样的话，不但三鹿这样的本土流氓企业会更加变本加厉，连欧美日国家的原本很老实巴交的企业也可能在中国学坏，在中国投资建厂摇身一变变成专欺负大陆消费者的洋流氓了。
没有普世价值，就没有普适牛奶
三鹿事件爆发后，国产品牌几乎全部陷落。经历20年开拓发展起来的内地乳制品行业，一夜之间几乎面临生死存亡。有外媒指出，中国的食品危机其实远非仅止于牛奶行业，三鹿事件只是中国食品行业不小心被挤破的一个脓包而已。抗生素武装起来的大闸蟹，避孕药养大的黄鳝，还有毒韭菜，毒粉丝等等，每天还在端上我们的餐桌。三鹿事件后，国外品牌的牛奶销量大增，据说现在许多内地父母，都远道香港去购买国外奶粉，香港市场外国品牌奶粉的销量立即陡升四成。现在的消费者不但不相信中国的产品，甚至连内地的市场都不相信，只有到香港买来的外国奶粉，才敢放心让自己的孩子食用，真是可悲可叹！
面对今天的危局，政府在进行风暴般的行业整治和行政官员的问责，但食品行业整体性危机，真的能够通过全面围剿三聚氰胺来挽救吗？稍有理智的人，可能都不会轻易地如此乐观。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奶农们挤奶的时候，不要因为利润往里面掺加水和三聚氰胺？如何让我们的企业严格监督产品质量，生产出和外国奶粉同样品质的牛奶？如何才能让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吃到和外国消费者一样健康可靠的食品？
前些天，司马南先生就“普世价值”的话题向《南方周末》连续提出诘问，但是，在三鹿事件发生后，却未见这位以反伪科学起家的司马南站出来发言。我不知道面对今天的局面，司马先生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喝国产的奶粉。反躬自问，我自己实在没有这样的勇气。之所以要问这样看似有些不够厚道的问题，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单纯地讨论普世价值是否适应中国，可能永远也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我们不妨将抽象的理论讨论具体化，我的观点是：今天中国普遍的食品行业危机，正是根源于全社会缺少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拒绝普世价值，也就不会有普适牛奶！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信任。也就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购买别人的商品，首先假定生产者不会因为趋利而坑害我们，否则，交易就无法完成。但是，现在许多食品生产者，可以为了让鸭蛋颜色好看往里掺苏丹红，可以为了防腐往火腿里倒敌敌畏，为了经济利益往牛奶里添加尿素和三聚氰胺，如此令人脊背发凉的行径，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敬畏之心，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当一个行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普遍丧失了基本诚信，当他们生产出来的食品他们自己都不敢食用，怎么能指望他们愿意为质量而付出，愿意为他人的健康而负责。
其次，没有有效监督的政府，不会自动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也更不可能成为消费者的利益维护者。食品行业的普遍危机，和质检，农业，畜牧部门长期以来的失察失责有直接关系。食品行业的经营者都知道，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在平时热衷收费，提供公共服务时则草率敷衍。三鹿事件爆发后，石家庄市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患儿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己私立想办法瞒报。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人民的权利没有的得到彰显。试想，如果我们的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不得向征收费用，在决策前首先要在立法机关进行公开辩论，行政官员如果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受到民意机关的追究，无良企业在作恶之初我们的新闻媒体就能自由地报道。三鹿事件是否可以避免？
再者，一个健康的市场，还仰赖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充分保护，和公民自治性组织的积极作为。公民权利受到充分保护，企业就不敢在质量上怀有侥幸心理，因为一旦败露，面临的可能就是巨额惩罚性赔偿。看看三鹿的作为，在八月份就知道产品危害消费者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收买媒体封口，刻意隐瞒实情，拒不公开召回毒害产品，这样的企业，竟然还有人呼吁放他一条生路。如果在法制健全的国家，仅仅应付赔偿一项，三鹿早就申请破产保护了。而我们许多地方消费者开了封的三鹿奶粉至今都无处退还。另外，公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必将能够建立起民间第三方的食品检测体系。这样的好处是，一旦政府治理失效，还有民间制度发挥作用，整个市场不至于陷于万劫不复。但是，我们现今的社会，政府强大到足以支配一切，整个社会的安危亦完全系于政府的良心和效率，悬河累卵一旦溃决，民众的入口食品就变成了毒药，究其原因，还在于公民权利的弱势地位。
有人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普世价值？毫无疑问，对生命的尊重，对道德的敬畏，对诚信的恪守，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都是！
有贤者道：拒绝普世价值，就没有同一个梦想。而我要说，没有普世价值，也就没有普适牛奶！没有同一梦想，世界会陷入仇恨，战争，而没有健康普适的牛奶，我们整个民族，都将患上结石！
能太空漫步的民族没理由做不好“奶粉”
昨晚21时10分4秒988毫秒，神七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胜利飞天，国家863重大科技攻关专项载人航天工程A项（嫦娥登月为B项）由此跨出关键性的第二步。不仅我们自己，整个国际宇航界都不存任何争议地把神七飞天视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跳跃式追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还不是本次载人航天飞行的精彩华章所在。真正的好戏将定格于27日晚间——当飞船沿预定轨道飞行至第29圈时分两场上演:先是宇航员翟志刚出舱太空漫步；再是一颗足球般大小的伴（卫）星将由飞船释放，并在预定轨道绕行数圈后，重新由飞船回收。
从神一到神七，中国费时9年；从首次载人飞行的神五到预设太空漫步的神七，我国只用了短短3年。身居全球载人航天第三位次，我国太空漫步比美俄晚了40余年。然而，我们中国人首次漫步太空，既不是简单的技术重复和太空参与，更不是图个“中国人到太空一游”的虚名。挣脱地心引力，飞向浩渺宇宙，探寻未知世界，开阔心胸和眼界，必将鼓舞和激励中华民族推动社会进步，继而早日融入当代世界主流文明。
据报道，神七飞船由12万个零部件、元器件组装而成，是当代“中国制造”——“尖端制造”的经典之作。既然我国的“尖端制造”能做到如此美轮美奂，那么把我国的“普通制造”做成更加尽善尽美，当不在话下。但凡国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得出这个结论，应该不存疑义。
然而，当代“中国制造”的水平并未形成正常的金字塔结构，越是技术含量低、生产工艺简单的产品譬如奶粉和奶制品，时不时“拆烂污”很“正常”，搞得伤天害理不足怪。就在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组成神七飞行团队公开亮相的同一时刻，由新华社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截至24日晚9时，全国各级工商部门出动执法人员278万人（次），下架退市问题奶7899吨……”
能造出质量过硬的飞船，却生产不了让消费者放心食用的奶粉，不是某些国人无能的问题，而是某些国人“无心”的难题；不是厂家和机构检控技术不过关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认真检控的难题；不是法纪有无的问题，而是法纪废弛，形同摆设的难题；不是品质控制工艺规范不完备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对产品品质及浸润其中的品质文化缺乏敬畏的难题……
2005年4月17日，风和日丽的春日，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中央广场，郁郁葱葱的草木中竖起一座2.78米高的铜像——上面镶刻着一个令国人永远值得敬重和反省的名字:威尔那·格里希。
格里希，一位前德国退休专家，是改革开放之初（1984年）我国引进的首位武汉柴油机厂“洋厂长”，因武柴员工、管理层和当地行业管理机构无法承受其近乎苛刻的品质管理，加之日耳曼民族尽乎刻板的品质文化和中国品质文化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格里希于1986年从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任上黯然离职。
中德之间在产品质量意识上的尖锐冲突，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尖锐冲突。然而，判断中德产品质量意识的优劣，无须借意识形态争辩作武器:格里希走马上任之初，武柴的整机寿命才3000小时，他黯然离开时，整机寿命达到8000小时……
格里希未能使武柴脱胎换骨，劣币之所以驱逐良币的本质原因，是支撑残次品文化的旧体制。在他垂暮之年，为了不让这位曾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德国老人受刺激，中方对他隐瞒了武柴早已倒闭的残酷事实。在其铜像揭幕仪式后，格里希夫人把丈夫的骨灰撒入长江。我们相信，他的灵魂依然默默期盼着普遍的“中国制造”能如中国的神舟飞船“一飞冲天”。
格里希的祖国德国，二战后一片焦土，犹如三明治的中间层，被夹在东西方经济与军事对峙之中。然而未等华约集团灰飞烟灭，“德国制造”及由此支撑的经济总量，已经再次傲立于全球第三位次。何也？质量立国！
不同的品质文化可使武柴新生或死亡，能够造出飞船却做不好奶粉，当各级执法机构和职能部门正为重新挽回中国奶业和普遍的“中国制造”之内外形象疲于奔命时，公民和社会，企业和政府，该同步思考并推进中国品质文化之重建——这何尝不是深化改革开放，重塑国家形象之根本要旨？！
限塑令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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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新民晚报》报道:今天，是国务院“限塑令”正式实行的第一天。各商品零售场所不再提供免费塑料袋，也禁止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老百姓使用了几十年的免费塑料袋，成为历史。“限塑令”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中国官方称，这是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手段之一，目的是引导、鼓励公众合理使用塑料购物袋，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 |
限塑令是一种自我救赎
我们必须认识到，限塑令并不是妖魔化塑料袋，也不是惟利是图，其深意在于倡导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它的终极指向是环保改变生活。
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引导消费者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从6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限塑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6月1日新华社报道)
随着限塑令正式实施，塑料袋收费时代宣告来临，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消费革命。遥想1902年，维也纳工厂主马克斯·舒施尼，发明并使用第一只塑料袋时，有人激赏为“一次革命性的解放运动”。现在想来，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始终是不了解的要比了解的多得多。
虽然我国正式使用并生产塑料袋尚不足30年，但巨大的危害已然显现。数字显示，我国目前每天使用30多亿个塑料袋，生产这些塑料袋至少需要13000 多吨石油；塑料袋若直接埋在地下，要200年才能腐烂，可见对土壤的杀伤力；若焚烧处理则会产生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长期污染环境。至于废弃塑料袋形成的白色污染，早就让人不忍卒睹。
当然，在对限塑令充满敬意的同时，也有人担心，限塑令会不会将隐性收费显性化，会不会把塑料袋成本转嫁给顾客。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限塑令并不是妖魔化塑料袋，也不是惟利是图，其深意在于倡导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它的终极指向是环保改变生活。如果限塑令有缺憾，可以留待日后协调和纠正，但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价值取向越早建立越好，不容讨价还价。
节制是一种美德，更是我们实现自我救赎的必经路径，因为不节制，我们就必然在劫难逃，这是无法挣脱的天幕，这是无法摆脱的宿命。节制，不是笼统的宏大叙事，而是普适价值，不是对一个个体的公民而言，也不是仅对一个群体而言，是作为人类的价值取向而言。若干年前，一些国家放弃危害性的塑料袋，转而推广可降解的淀粉袋、可回收的纸袋、可重复使用的棉麻袋。与其说这是人类与污染赛跑，是爱护环境的明智之举，不如说这是忏悔，是无路可退的自我节制。
别等局面无法收拾，我们才幡然醒悟；别等进退失据，我们才惕然警觉。大自然留给我们纠错的机会不会太多，在事情还有余地时，我们就应居安思危，更要学会节制，学会敬畏。当我们在不习惯限塑令给我们带来不便的同时，能否冷静一思，不用塑料袋其实是功德之举啊。限塑令一出，主妇们挽着菜蓝，踩着碎步，上街购物，这曾经美丽而遥远的风景，还会回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