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沧州第一个党支部谈起

    由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五四”运动的发展与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应运而生，“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南皮张隐韬、任丘戴培元入会为会员。1920年9月初，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组内重要成员今沧县杜生小垛庄人张申府，是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第三个中共党员。在天津，早期党员有周恩来、刘清杨，马骏、于树德、安幸生、于方舟、李锡九、邓颖超、彭真等，并于1924年建立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随即，一批批革命触角伸向沧州。这里首推刘格平。

    刘格平，1904年6月27日，生于今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曾属沧县)一个回族地主家庭。南京军事学校毕业，天津工商大学予科肄业。1922年夏，在天津经张隐韬等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6月，在天津又经于方舟介绍转为中共党员。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北伐大革命时期，组织上决定他以中共津南特派员兼国民党特派员的双重身份，到津南地区，即沧州、德州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当时在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发展国共两党都是十分秘密的，不论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一旦暴露身份都要坐牢杀头。因此，刘格平来津南地区以后，对建党工作十分慎重。当时他确定从所接触的关系密切、志同道合、又有文化、有政治头脑的青年朋友、亲戚、同学中物色对象。于是首先考虑在津南最高学府­­­­——沧县省立二中，即今沧州市一中建立党组织，发展壮大力量，因为知识青年最少保守思想，最容易接受马列主义。

    1926年9月，刘格平到沧县二中，第一个找到郝树模。他是南皮郝庄人，与刘格平是同乡，他父亲郝何斋老先生与刘格平家是世交，交往甚笃。因为原来就对他有较深刻的了解，就和他谈了来沧的任务。郝树模明白后非常高兴，又找了两个追求进步的同学，一个是今黄骅县旧城村的王佩琪;一个是东光曲庄的曲作民。他们四人在一个回民饭馆里，以请客吃饭的形式，交流了思想。最后刘格平说：“先发展你们三人为国民党员吧?”三人都表示不同意，并说“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进步，我们加入共产党。”刘格平见三人很坚决，就明确发展他们三人为共产党员，成立一个支部，由郝树模任支部书记,曲作民、王佩琪为支部委员。又想到以国民党的面目在同学中开展活动更方便些，就又明确他们三人都跨党为国民党员，并建立国民党分部，亦由郝树模负责。但其性质是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是中共三大决议，统战工作的需要。李大钊、董必武、林伯渠等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以郝树模为支书的二中党组织，开始活动很好，还吸收了献县的戈本捷、卢冠英，还有宁津一位姓牛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军阀暴政。把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于l927年毕业离校，在学校播下革命的种子。从此，二中成为津南革命策源地。

    是年元宵节过后，刘格平奉天津国民党执行部之命，为迎接北伐，去江西南昌督军署，由柏文尉引导，晋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半小时的会晤里，蒋介石完全是一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对付共产党的面孔。所以，刘格平回来，向组织传达、汇报：“北洋军阀靠不住，国民党也靠不住。”果然不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l928年6月，国民党靠“新军阀”一来到北方，大肆屠杀共产党，也清洗共产党发展的国民党。

    共产党毕竟还是共产党。1928年春节开学后，沧县省立二中出现一个新的党支部，即盐山人王连璧、沧县人王东兴、青县人尹玉鹤。王连璧为书记。尽管他后来叛变了，被我处决。但不能否认王连璧参加过共产党。

    1928年上半年，沧州还是奉系军阀统治着，其将领褚玉璞、张宗昌之流，进驻沧县二中，他们商量如何应付节节进逼的“北伐军”。校舍周围，加岗设哨，戒备严森，空气十分紧张。

    一天傍午，二中全体师生在后大院里集合。教务主任周新甫说省督办褚玉璞要给大家讲话。等了会儿，褚玉璞就带着他的副．官、秘书、护兵等一、二十人，还有高个麻脸的沧县县等人，出现在学校师生面前。个儿不高的褚玉璞，强做镇静地讲了几句，大意是：南军就是赤化军，你们要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赤化宣传。他们在汉口闹裸体游行，有伤风化!他们来了实行共产共妻呀!…… 

    看来褚玉璞心神不定，好象惊弓之鸟，下面不知讲什么好了。忽然，他命令秘书向县长“暂借”一千元，送给学生们，说：  “今天见面，别无可赠，给你们一点洗澡钱吧。”讲完话，他就和张宗昌一伙大小官员们故作姿态，不坐汽车，徒步走向三华里以外的火车站，自然是乘车向天津方面逃跑了。

    北洋军阀的部队撤走以后，学校里立刻忙碌起来。还是由周新甫主持，号召各班扎糊小旗。吃过午饭赶紧出发，去欢迎已经来到沧县南关的国民党“北伐军”，也就是褚玉璞所说的"赤化军”。

     说来算是笑话，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二中已经有了共产党跨党的国民党秘密组织，可是人们连“青天白日”旗什么样的都不知道。竟把白日周围的十二个三角画错，画得角尖面向白日，颠倒了。

学生们排着队，打着旗，到城西南角乐善园小学门前广场，也就是现在的地委、行署所在地时，那里已经集聚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广场中间摆着一个方桌和一把椅子。只见北伐军津浦线总指挥方振武很朴素，穿着方口布鞋。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讲，而是站在高桌上讲。他，中等身材，嗓音宏亮，历数官僚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指出北伐胜利后的任务，一个劲地挥臂领头呼口号：“铲除军阀暴政！” “打倒贪官污吏！”“实行三民主义！”讲得头头是道，振奋人心，与褚玉璞两样味儿，真是“国民革命军”呀！人们充满希望与欢乐。

开完群众大会，斗大的魏笔书法“自由”、“平等”四个大字，分别镶钳在高大的钟鼓楼东西两面，下款署名“方振武题”。鼓楼上站岗放哨。当时的一张照片，影印在1933年版《沧县志》上。二中门前也挂上了国民党部的牌子。其实呢，换汤不换药，呼喊的那些口号不仅没有实现，还取消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国民党的黑暗势力，统治沧州达十年之久。

回过头来说二中。因长期受封建制度、北洋军阀的压迫，学生们喘不过气来，盼望民主，向往光明，希图砸烂旧教育枷锁。所以国民党“北伐军”一来，人们不知其底，不明真相，便寄希望于国民党身上，顿生反抗封建的力量，纪念回顾“五四”，革命思想又活跃起来。当时的沧县教育局长叫傅仲桥，他能说会道，“自由、平等、博受”在嘴边挂着，附合大家的心里，学生们都拥护他。在他的诱导鼓动下，学校风潮很快掀了起来，目标就是反对校长刘香侯压制民主，搞封建专制。学潮一闹就是几个月，开大会，不上课，喊口号：“打倒刘香侯！” “刘香侯快下台！”学校乱了，谁也控制不住了。

学校地下党支部：王连璧，大个子，掺白头，性情鲁莽，有股子冲劲儿；尹玉鹤很文静，有组织能力；王东兴好像是他俩的高参，出谋划策。人们只见他们领头闹，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学潮骨干力量是22班、23班，他们三人都在这两个班，24、25班参加学潮的也不少，一直闹到1929年春天。

一次周会上，先进派与封建派针锋相对，展开激烈争辩，争得不可开交。校长刘香侯，教员贾志清，被质问的张口结舌。刘香侯那个“啊啊”的老毛病，啊啊的更厉害了。这时，傅仲桥皮笑肉不笑，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让学生们表态，拥护那一派，就站在那一方。会场上立刻站成东西两大队。学生会的干部和大多数同学都站到王连璧、尹玉鹤（他们也是学生会干部）一边；站在刘香侯一边的只是极少数纨绔子弟。

刘香侯见势不妙，当场表示辞职。至此，任职16年的封建校长刘香侯被赶下台，傅仲桥取而代之，兼了二中校长。渐渐地，学生们对傅仲桥也不满意起来，认为他也不是好东西。原来话讲得挺好，可是当校长以后也是大权独揽，空口许诺，给你个热罐子捂着，并不解决实际问题。以后摸清了底细，原来傅仲桥是个国民党员，不久学生中的国民党也公开了。他们上下勾结，拧成一起，气焰嚣张，压迫学生，引起公愤。王连璧、尹玉鹤因势利导，有领头掀起新的学潮，一鼓作气，又把傅仲桥赶跑了。王连璧、尹玉鹤都没发给毕业证，省派来的新校长杨学山，把他们开除了学籍。

这次学潮，虽然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学校政治空气焕然一新。鲁迅、矛盾、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成为学生们争相传阅的必读之物。在学校公开谈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概论》、《资本论》等马列书籍，人们也手不释卷，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