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仆后继  坚持斗争

1914年农历8月，我出生在沧县城里一个小康之家。1927年考入直隶二中，当时学校是“四二制”，即四年初中，二年高中。1931年夏升入高中班。

1931年夏，学校来了两个有影响的教员，一个叫潘企明，是北大文学系毕业生，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左联”成员，在文艺界名字叫潘漠华。他讲国文课。另一个叫武月亭，任训育员，兼上三民主义课，即那时中学生必须设的“党义”课。在九一八之前，潘通过组织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之类的活动，发展了反帝大同盟组织，而后发展了我们七人入党。其中杨钦、陈玉玑、陈绍堂、王耀臣四人编为党支部，杨钦任书记；刘树功（刘建勋）、刘义松和我因年纪小，不到18岁，编为团的支部，我任书记。以后我们才知道武月亭也是共产党员。那时党团史不分的，都是在一起活动。开会的地点或在潘老师的宿舍，或在教室（夜间），或在小饭馆，或在郊外。我们活动经费主要是靠潘、武二人的工资。

九一八事变后，沧县以二中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救国运动。在校内，我们完全掌握了学生会，出版了油印的《大众反日报》和“三•六壁报”（一度为“一•四壁报），以及沧县中学校刊（铅印），举行罢课。在校外，组织反日游行示威、集会、演出和搜查日货，并进一步在铁路工人中组织了脚行工会，在店铺间组织了学生会等等。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寒假。运动高潮中，群众曾在津浦路来往火车上、运河来往货船上、以及市内商店中查出没收了大量日货，集中到文庙院内。我们还油印了以中国共产党署名的秘密油印传单，当时的口号是”反日反蒋”。1932年初，寒假期间，由于学生放假，校内、城内运动有些低落。然而由于学生下乡、回家，反日运动的影响却有所扩展。这时，二中校当局已发觉潘、武两位教员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与支持，所以把他俩解聘。潘漠华离开前，给我们介绍了地方上的两个党员：一个是河西天主教小学的教员张德让，一个是河西农村的一个姓白的农民，我和杨钦去同他们秘密地接了头。潘老师还给我们留下了他去天津后的通讯联系地点和秘密写方法，一种是淀粉水，一种是用白矾水。

潘漠华走后，1932年春季开学，学生复课，我们仍继续组织领导反日运动。400多名学生绝大部分是跟我们走的，我们掌握着学生会的合法组织，并继续扩大反帝大同盟（最多发展到30多人），省委沟通了联系。这时，校内出现了以赵氏兄弟（赵文炳、赵文锦）为首的武术会，人数不多，却成为我们的反对派。地方上则由国民党部、县政府、商会与二中校当局等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筹划镇压学生运动，形势逐步逆转，这同一二八淞沪抗战被镇压后的全国形势是密切联系着的。这期间河北省委派一个姓夏的两次来沧县联系，他小个子，瘦瘦的，南方口音，我们叫他“老夏”（即廖华——编者）。他带来省委的知识，研究如何打破这种局面。他极力主张公开揭露国民党，要我们召集群众大会，公开亮出党的旗号，让我们出一个人代表共产党讲话。我们几个人商量，谁也不愿出面，因为一出面，就会立刻被抓起来。老夏走了，会也没开成。至于传单，我们经常是在杨钦、陈玉玑的宿舍里，夜间用棉被把窗户捂起来，用左手刻蜡板，不让别人认出笔迹，署款式“中国共产党”。但局面终未能取得有效的改变。

1932年6月，二中学生从反对庶务主任扩大为反对校长杨学山为首的整个校当局，爆发了学潮。杨学山等遂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召集我们七人谈话，威胁说当地驻军（东北军夏鹤的一个团）要抓人，要我们赶快离校逃避，接着挂出了“革牌”，即通知。以“思想误入歧途”的罪名，将我们七人开除学籍。但是我们在学校中播下了种子，发展了反帝大同盟组织，有一批党、团员发展对象，其中有的已经发展为党员，如沈士敏等，使革命活动延续不断，继续向深入发展。

注：李伟，沧州市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