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沧县学生运动点滴

我的故乡是沧县军马站村。幼年时在本村上了几年私塾，1930年春天到沧县回民小学读高小。当年秋，因与回民同学一起生活不方便，便转到沧镇西河沿耶稣教会办的乐善园小学。这里学习条件较好，图书馆里报刊、杂志较多。有《大公报》、《益世报》、《庸报》、《世界日报》、《中学生》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等。学校开设农业课，还讲三民主义，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了，对我这个只念过“四书”“五经”的少年，真是大开眼界。

不久，一位叫张德让的老师来到我校教国文、历史、英语。他往往不照课本讲，喜欢给我们讲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然后借题发挥讲统治阶级如何残酷地压迫、剥削劳苦大众。还讲《西厢记》里的唱词，批判反动封建礼教。有时，他也应付差事似的讲点《圣经》。到1930年的冬天，他开始讲左翼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矛盾、蒋光慈等人的文章，讲施洋、林祥谦等烈士的英勇事迹，讲军阀吴佩孚的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办学校、设教堂、办医院，搞慈善事业的目的是麻醉中国劳苦大众，以便成为他们的顺民。他曾说，这比帝国主义的军事压迫还阴险。张老师还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他说：中国必须走俄国式革命道路。这些对我们教育颇深，启发很大。

九一八事变后，张老师等人向学生讲述日军在东北三省的罪行，宣传朝鲜亡国惨史，教育我们积极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并组织我们到附近村庄宣传。张老师在1931年上半年就公开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并指导我们阅读左翼作家的著作。

1931年10月底，在以省立沧县二中为代表的进步学生的影响下，沧县各界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大家的强烈要求，在城隍庙西广场召开了第一次抗日救亡市民大会，我对这次会印象很深，当时上台讲演的有二中学生杨钦、王耀臣、刘义松、乐善园小学校长高梦鹤、回民小学校长马毅夫。大家慷慨陈词，不少市民也激动地上台讲演，呼吁抗日救国。因我听张老师说他在燕京大学时认识一位叫潘训（潘漠华）的左翼作家在二中教国文，所以我特别想听听二中学生的发言。杨钦在讲话中采取问答式，他说：外患是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内患是什么？是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怎么办？要对日宣战！刘义松讲话时铿锵有力，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最后由王耀臣宣读了《抗日倡议书》和通电。所谓通电，就是要求南京对日宣战和大会提出的抗日主张，以沧县市民的名义油印出来，加上“快邮代电”四个字，往各处寄发。会后组织了游行示威，乐善园小学的学生在派头，通过小南门，沿顺城街走到福吉庆大商店门前，一路高呼“禁止贩卖日货”等口号。同时以二中学生为主就，乐善园小学等参加，监察了沧县城里各商店的日货，每到一商店先查账目，再查门面和仓库的日货，各店的掌柜主动拿出账目迎接，并保证卖完后不再出售日货。同时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力量，沧县城里了学联，乐善园小学的代表史孙洪波，二中代表史杨钦。那时，河北省政府主席是于学忠，他对学生抗日活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沧县国民党部室亲南京政府的，但没有多大力量，对共产党领导的沧县人民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敢干涉，所以检查抵制日货的行动没有受到公开阻止，颇有成效。仅以日本仁丹为例，九一八事变前吃得人很多，可是从事变后再也没有看到有人公开吃日本仁丹，学生是一个也不吃的。

接着就是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我们把捐的钱集中起来，由学校寄给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转交。

这年12月，仍以学生为主召开了第二次沧县市民抗日救亡宣传大会，大会会场仍在城隍庙西广场上。虽然天气寒冷，但到的人很多。这次主要是以文艺形式宣传，二中的何启君（团员）等演出了反应抗日的话剧《准备》。

1932年初，张德让老师介绍我们到沧县城里小南门一家小文具店买书，并告诉我们只要到店里说“向买不容易买的书”，他们就把柜子里的革命书籍拿出来让你挑选。我们在这里买了不少有益的书，记得有《鲁迅选集》、《独秀文存》（主要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以及天津地下党秘密出版的揭露国民党内幕的《太平洋之风云》等。那时沧县城里不过两万人左右，有这样一个秘密经营进步书刊的小店，对进步思想在沧县人民心中的传播作用是很大的。

这年春天，天津市委派廖华到沧县了解、布置党的工作，住在张老师宿舍。张老师告诉我们，有人问就说他在燕京大学的同学，称他为“夏老师”。廖华身材瘦小，南方口音，穿一身深青色制服，看上去很精干。他主张共产党员公开亮出党的旗号。张老师认为这样会太暴露目标，就让我这个14死哦的小孩子上台讲演，要求讲话的措辞比九一八时更激烈些。几天后，沧县第三次市民抗日救亡大会在县政府内召开了，我上台讲演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拥护革命党派的主张”，“淞沪协定是卖国的，我们反对！”“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失败是被卖国贼出卖的！”“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等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沧县的学生在城里集会、游行示威，还深入车站码头宣传抗日，到各家店铺查封日货。同时还下乡宣传。二中到各县去，我们年龄小，到离县城较近的乡村去。我记得我们南到佟家花园、捷地，西到大季屯、小杨庄子等村。

不久，王明路线的那个“保卫苏联”的口号也辗转到沧县来了，张老师让我们宣传。当时我们对这一口号并无疑义，只知道苏联是劳苦大众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侵略东北是侵略苏联的第一步。但是在群众中宣传这个观点时很多人接受不了。沧州人民民族感强，古沧州市义和团反洋排外的活动地区之一。面对现实，我们就不再宣传“保卫苏联”了。

1932年6月，二中校长杨学山无故开除了杨钦、李伟等七个党、团员学生。张老师知道后，让我们去找校长高梦鹤，让高校长去与杨讲理，劝杨收回开除学生的决定。通过争论，杨被学生驳的哑口无言，但仍坚持开除学生，最后不欢而散。由于二中举办的学习展览会我们拒绝参加，杨学山对乐善小学进行了报复。暑假升学时，二中竟然一个也没有录取乐善园小学毕业的学生。鉴于这种情况，我毕业后报考了天津省立一中。后因日本人在天津活动猖獗，父母不放心，中途辍学1933年暑假，我考上二中，与何启君在一个班。在那里与乐善园小学同学孙洪波（党员）接上了头，他秘密告诉我，张德让老师是沧县县委书记，孙国诚（孙敬文）是二中的党支部书记，这话是在二中北面的一个土台上说的，并要我们不要丧失信心，要团结斗争，改变低潮状况。那次他还介绍给我一些进步书刊。

1934年春，几个县的共产党组织连遭破坏，白色恐怖笼罩着沧县。有一天，孙洪波告诉我沧县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要去天津谋生。张德让老师免遭逮捕也走了（1938年我和张德让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那次沧县党组织遭到破坏时沧县绅士刘相臣告发的）。面对日军步步进逼，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全力“剿共”，这种令人痛心，愤懑的局面，我们几个同学就像搞点活动。1934年8月至10月，一家刊物连续刊载了由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的剧本，我就组织我们班的学生排演。我记得大家都不愿演吴妈和小尼姑，我自保奋勇演吴妈，又拉了几个小同学演小尼姑。阳历年演出时看得人很多，观众不是地为我们古鼓掌，这次宣传大大活跃了沧县县城的政治空气。

1935年下半年，华北形势日趋危急。由于“何梅协定”的签订，同学们到处议论纷纷。“双十节”各报透露消息说，华北要特殊化（亲日化），有的报纸被“开天窗”（因国民党政府检察后，撤掉不准印的新闻、言论，报上出现了空白）。接着就传来殷汝耕要成立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国民党宋哲元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那时日本“浪人”（流氓）、“高丽棒子”（日本雇佣的朝鲜人）已到沧县活动，在歧口一带走私很猖獗，同学们焦急不安，觉得“亡国当头，读书何用？”一些爱国师生如孟雪庭老师及何启君、刘尔旬、杨欣等同学都活跃起来。何启津找到我说：“咱们干咱们的！”孟老师还嘱咐我们不要哄校长，要让学生会出头。于是我们到各班串联。12月10日，各班都不上课了，讨论北平的学生运动。第二天，学生会主席杨欣提出搞罢课、游行等活动。于是，学生会联合了沧县简师、县立完小、回民高小等学校游行宣传。那次游行是在县政府门前集合，我们负责会场秩序，汗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等。以后相继收到平、津、沪各大学“快邮代电”的宣传品，这些宣传品都一一公布了。接着南开大学“南下赴京请愿团“乘火车到了沧县，因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阻止南下，车厢被甩在道岔上，请愿的学生没饭吃，没水喝，又冷又饿。我与几位同学负责送饭送水，并请他们到二中宣讲。他们大讲“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汉奸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是钦日卖国的；阻止他们南下时迎合日本。最后何启君上台大声疾呼：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清华大学几位学生骑自行车南下赴京请愿来到沧县，在二中也受到欢迎。一二九学生运动，打破了沧县一年来沉闷的空气，人心大振。

1936年一开学，反动校长于继孟也暗暗活动。我问何启君，“咱们怎么办？”他说：“咱有打狗团，会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的。”不久，何启君告诉我要组织“津南武装自卫会”。我发展了几名同学加入。

这学期，国民党大量发展党员，二中高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加入了国民党，他们也问我加入否？我说：“我不出卖灵魂就。”他们说，“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果然，下学期开学后，于继孟通知，不让我升二中高中，转校也不开证明，从此我就失学了。在家呆了一年，组织武装抗日不成。1937年我又去北平考高中。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因和党没有联系，我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坚定去陕北找党。几经周折，1938年我离开沧县到了延安。

注：戴其萼，沧县军马站人，解放后在不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