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是青县。1927年我15岁时由杜林高小考入直隶省立二中（现沧州市一中），校长室沧县绅士刘香侯。刘香侯在学校完全是封建统治，所聘教员大部分是清朝末年的“举人”、“秀才”。所授课程除英语、数学外，大都是古文，图书馆的书籍也都是“诸子百家”这一套。我们当时读不到别的味道的东西，思想禁锢、沉闷。“北伐”给二中带来一次大的冲动，学生思想开始活跃，学生们上街游行、讲演。北洋军阀垮台后，各种各样的书报杂志换了论调，许多新书报、新杂志流入学生中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类书更不用说了。当时同志们谈论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新鲜东西了。学生的衣着也开始由长袍马褂改为学生装。这样的变化当然会触动刘香侯在二中的统治。1928年学潮的导火线是食堂伙食问题，当时学生的伙食是自费，质量次，学生不满意，大家一起来就不仅仅是伙食问题了，而是提出打倒刘香侯的口号，还组织了一批学生到天津国民党不情愿，一致要求更换校长，刘香侯和地主豪绅尚摸不透国民党政府的真脉搏，压学生怕上头不答应，采取观望态度，后来局面使刘香侯无法收拾就倒台了。
刘香侯倒台后，由杨学山任校长，外号叫杨大牙。“一朝田子一朝臣”，教职员陆续换了。训育主任换了个姓赵的，又来了一位史地教员王振华。王振华在讲授史地课时，每堂课都介绍不少新兴社会科学，学生们很受启发。因我也好读书，向他借阅了《国家与革命》、《论两个策略》等书。后来熟了，我和李新政同学给他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青年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另一个是青年真正的出路是什么?他听后很兴奋，过了几天王老师在礼堂作了一次报告，专门谈了这两个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说青年应该读与你奋斗前途有用的书，青年真正的出路是为人民做贡献。当时我们队他虽然接近很多，但因年幼尚不完全了解党的组织。可他不大接近我们，之帮助我们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他都亲自参加，并讲话鼓励。他不打分析研究时事，也不批判当时国内外新闻，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对二中以后建党在思想准备上起了一定作用。
1931年我进入高中后，学校来了潘企明（潘漠华）、武月亭两位老师。潘老师任高中国文课，他介绍无产阶级的进步文学和自唱阶级腐朽文学区别，从思想性到艺术性一一举例说明，讲得很明白。还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的时事新闻，教我们如何读报、如何读文件、如何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等等。他还介绍了中共苏区的情况，使我们视野大大开阔，思想境界产生了飞跃，渴望接受党的教育，为党的事业而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开始罢课，上街下乡宣传抗日。我们几个人表现更为积极，在学校内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同时成立了“一•四壁报”社，我任编辑，李鼎声（李伟）为副编辑，在潘、武二位老师领导下，我们几个人写、刻、印、发，昼夜忙碌，出小册子，出报。小报上有短评、新闻、报道、校闻等，影响很大。后来校当局指使反动的“国术会”也出壁报，为国民党涂脂抹粉，结果无人看。他们气急了，夜间偷偷向我们“一•四壁报”上刷粪便，这当然挡不住大家看“一•四壁报”的欲望。
在10月末的一天，潘老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谈了长时间后，他表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说：“打算介绍你入党，你同意吗？”我兴奋地说：“同意！”他说：“那好，我介绍你算咱们学校的临时党员，等天津批回来才算正式党员，现在是同志了，老武是咱们人（指武月亭老师）。”我出屋时让我叫刘树功（刘建勋）谈话。后来一天在十字街南边的一个饭庄里聚会，算潘老师请客，吃饭时说明这些人都是同志了，当时有潘、武二位老师、李鼎声（李伟）、刘树功（刘建勋）、陈玉玑、王耀臣和我参加。
潘老师在校期间，曾去天津两次，一次带回油印机一台，用来秘密印刷传单、小册子。芳寒假时，潘老师感到下学期回不来了，对一些事情都坐了妥善安排，把油印机留给我，并规定了通信地点、方法、收信人姓名等等。寒假期间，潘老师曾给李鼎声来了一封信，说天津已批准你们为中共党员了，指定我为支部书记。李鼎声给我家去了一封信告诉了我。开学后第8天接到化名“王文之”的来信，我们按预先规定用碘酒刷信纸背面，显出了字迹，内容大意是批准你们六人为正式党员，大羊（杨）为支书，小李子为团支书，并希望派人来天津直接联系，到津后用信同志高工学校齐××（名字记不清了），自有人找你。六个党员是：刘树功、陈玉玑、王耀臣、陈绍堂、张德让和我。团员是李鼎声、刘义松。当时党团不分，共同开会，共同开展工作。我把信在秘密会上让大家传阅了一遍，最后一致推选我去天津联系，每人出五毛钱作为路费。我到天津后在北站（当时叫总站）下车，住在河北福寿客栈，理基写信发出。第二天上午九点来一青年学生，手拿我的信，到我房间推开门就大声说：“这是你写的信吧？”我说：“是啊！”他又说：“对不起，你这家伙写的地点不明白，叫我找了半天才找到，本打算回去，又怕你找不到咱表哥。”我一听这话显然是说给别人听的，我便说：“对不起，一慌把字写错了。”我进屋问我：“你是由哪里来的？”我回答说：“沧县。”他问：“是什么学校？”我答：“河北二中。”他又大声说：“你等会，我去打个电话，问问表哥在家不，你先别处去，他要在家咱俩一同去。”约一个小时后他回来说：“在家，咱们走吧！”我们走到金刚桥西侧的一个公园，有二人正等着我们，他领我到金钱作了介绍，就走了。这两个人一位约40岁姓陈，另一位史20岁左右的青年姓王，他们没问我姓名，我向他们把二中建党情况及沧县地方的情况一一做了汇报，大约谈到中午12点多钟，老陈说：“沧县二中建立党支部已经批准，并且去信通知你们了，今后希望选择优秀的统治多发展一些，最近准备派人到你们那里去就地指导工作。”把派人去沧县联络地点定为沧县乐善园小学，找张德让。先以信通知，定下暗号让张德让去接，这比直接去二中安全。他回头向小王说：“该你的啦！”小王说：“我没什么，我任务团可以半公开的吸收青年或用其他名义吸收青年。”老陈说：“我们吃饭去吧！”在一家小饭铺吃完饭，问我路费足不足，然后分手了。究竟二位同志是何身份，是省委还是市委？这些当时是不能询问的，就是王，陈也不一定是真姓。我回来后，向大家秘密传达了经过，大家得知上级党派人来指导工作的消息，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1932年4月间，天津上级党组织廖华（当时叫老夏）来沧县。一天晚上坐摆渡过了运河，在河西不远的一个大坟场里开会，党团员都参加了。廖华讲了国内革命形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形势，最后要求支部向工农发展，开展抗日运动，罢工罢课，动摇反动派的统治等等。经过大家反复研究，决定派刘树功、王耀臣二人打入青红帮组织内，以入帮为掩护，实际上要打入码头工人和工厂工人中间。他二人通过关系在北门里一家“摆香堂”，磕头认了师、排了辈”。派我我到沧州火车站铁路工人中进行活动，我给铁路工人作了三次抗日报告，因为只能说大道理，所以他们只是敬而远之。又派张德让、陈玉玑到农村进行工作，在河西一个乡村小学发展一名姓白的教师入党。
我们在学校这样活动，引起了校当局及地方豪绅的注意，他们阴谋扑灭革命的火焰。1932年6月26日校长杨学山派人把我叫去，在校长室他手指着就要张贴的布告说：“驻军团长指定要你们这几个人，我考虑你们年轻，把你们开除学籍，立刻离开学校，免得被抓走。”说完立即把开除布告贴出，大意是：查学生杨钦、刘树功、李鼎声、陈绍堂、陈玉玑、王耀臣、刘义松七人不守校规，煽动闹事，予以开除学籍，令其立即离校。当时由于我们年轻缺乏斗争经验，又没有直接领导我们，离开学校就各奔前程，失去了联系。行李物品委托沈士敏收拾起来，油印机由李鼎声收拾起来转移给张德让。我们几人大部分到了天津、北平。
我由姚官屯车站上火车来到北平，展示住在北大第三宿舍，准备在考学校。约住10余日，一天在北大三院饭馆吃饭，巧遇潘老师，真是喜出望外。他问明我的住处，说今天还有事，明天中午请我仍在这里吃饭，并到屋里坐坐。第二天中午我们吃完饭，在我的住室把二中建党支部直到被开除的经过，详细的作了汇报。潘老师说革命受挫折时难免的。又问我愿意不愿意再北平恢复党籍，我说同意恢复。他说先给你介绍一个新文艺团体，以后自有人找你。从此，我参加了文艺中学教员成立的“新文艺社”，出版像上海“文艺新闻”式的刊物，还有报告会等十公开的。后我转为递送党内秘密文件《北方红旗》。三个月后，经上级党的谈话，正式恢复党籍，在沙滩支部工作。1934年或1935年。忽然看到天津《庸报》或《益世报》上刊载潘老师牺牲的消息，内容大意是“共产党要犯潘漠华……被判七年徒刑，自己认罪服判，入狱后身患重病，于×月×日死亡……。”当时陈玉玑在北大读书，住津南试馆，我常到那里去，我们看后很难过，还大哭了一场。潘老师革命的先驱，是二中革命火种的传播者，是我们的良师，我们怀念他，哀悼他！
注：杨钦，1931年在沧县二中入党，并任支部书记；因发动学潮被开除学籍，后在铁路工作多年，1977年在唐山铁路建筑段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