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沧州一中的勤工俭学

内部刊物

2012年第24期（总第60期）

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2年8月20日

●     党史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     忆昔话往

亲历沧州一中的勤工俭学

（伊继新）

●     专题史料

一九五九年吴桥县发展养猪的评介

                              （孙恒民）

●     本刊特讯

中央《党史工作简讯》介绍沧州资政工作经验

【忆昔话往】

亲历沧州一中的勤工俭学

伊继新

    1958年，响应党中央“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沧州一中（当时叫河北省沧县一中，也叫省中）在副校长周永泽和副教导主任杨荫南的具体组织指导下，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勤工俭学活动。全校师生从开荒种稻田开始，陆续开挖了鱼塘，建起了菜园，办起了三酸厂（生产盐酸、硝酸、硫酸）、焦炭厂、电机厂。学生们既在课堂学习书本知识，又参加学工学农的劳动。学校勤工俭学活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一中生产的金黄稻谷、鲜活大鱼、新鲜蔬菜和“三酸”、焦炭、水泵、机床、电机、吹风机等机电产品，在1960年全国教育系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会上展出，校党总支书记李之盈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师生们在勤工俭学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建设祖国的满腔热忱和迎难而上、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充分展示。

    当时，作为高中十二班的学生，我同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学生党支部副书记。留校工作后，在校办机电厂任副厂长（主管生产），1962年调离一中。下面是一中勤工俭学中我亲身经历的一些片段。

粪肥换来稻谷香

    1958年开春，一中师生在市区东北的三里庄北，赵官屯西开垦了500多亩荒地，开挖了纵横贯通的灌渠，及时插种上稻秧之后，学校将稻田的浇水、施肥等管理任务，分配给高年级各班负责。我们高十二班分管的那块稻田有20来亩。

    虽是新开垦的盐碱荒地，因有充足的运河水及时灌溉，加上师生们的精心照料，返青后的稻苗长势很好，远远望去，整个稻田犹如一眼望不到边的碧绿地毯，令人赏心悦目。夏季将至，由于缺少底肥，追肥又跟不上，秧苗开始由绿变黄。同学们课余时间拾了些马粪上到地里也不见起色。大家正为此揪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受到启发。一天上午，当时的校党总支书记云青陪同地委宣传部张润芬副部长去稻田视察，张副部长对云书记说：“前些日我家的绣球花叶子发黄，我在花盆里埋了个臭鸡蛋，没几天叶子就变黑了，看来植物是喜腥的。”我在旁边听了这话，回来立即与同学们商量，如何给稻田加点“腥花”。恰巧一位同学提供，学校北边荒地里刚埋了一匹死马。我们十几位同学兴奋异常，当晚跑去，把死马刨出来拉回学校，在学校东北角肢解后连夜熬成马肉汤，第二天用学生宿舍用的大尿桶抬到地里，随着浇水把马肉汤浇到稻田里。说来神奇，没过几天稻秧逐渐由黄变黑，叶子墨绿光亮，秧苗粗壮喜人。

    马肉汤给稻田追肥效果虽好，但到哪里再去找死马死驴？这时有同学提议，把街上乱跑的野狗拉来煮了，也能代替马肉汤。于是由我们十二班带头，全校迅速掀起一股上街打狗的热潮。大约半月多的功夫，市内街上的野狗几乎被打光。一时间，一中院内东北角那口煮肉的大锅，昼夜不停地煮着狗肉，各班还把狗肉汤与厕所的大粪掺在一起抬到地里“浇稀”，没过多久，整个稻田郁郁葱葱，改变了秧苗弱黄的面貌。

    7月下旬，随着雨季的到来，生长旺盛的秧苗急需加大追肥。我们班十几名同学下课后四处联系肥源，很快在一个大车店联系到一大堆已发酵的马粪。大家如获至宝，借用大车店夜间闲置的胶轮大车，晚饭后装满粪肥，由董宝成（曾是河北省中学生体育十项全能纪录的创造者）、侯振峰（曾任陕西省供销社副主任）和我等几个身强力壮的“大个”轮流驾辕，十来位男女同学拉套，平路上一溜小跑，往返六七公里的路程，从傍晚到凌晨，把三车马粪送到稻田。雨季里夜间拉车送粪，不仅路上要淌1000多米齐膝深的雨水，在三里庄前还要过一条3米多宽的水渠，渠上只有被水淹没的两根光杆木头搭的独木桥，粪车过独木桥时，七八个男同学下到齐腰深的水渠里，在大车两侧用手扶着胶轮，一寸一寸从独木桥上蹭过去。夜间摸黑淌水拉车，既累又险，可同学们热情高，干劲足，一路上有说有笑，驱散了疲劳和困倦，每把一车马粪送到地里，心里都充满了愉快的成就感。

    秋分时节，甘甜的运河水，充足的粪肥，精心的管理，换来了稻田的一派丰收景象。多年荒芜盐碱的大片不毛之地，完全换了一幅模样，远看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近看是一颗颗沉甸甸成熟的稻穗。收获后，几十万斤颗粒饱满的稻谷，装满了学校西北角（澡堂）和礼堂一侧的几间仓库。1960年后，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吃“低指标”的时期，这些稻谷成为补充师生营养的“宝贝”。

红红火火的焦炭厂

1958年上半年，一中在市区东南约3公里的煤建公司附近，接收了原沧州钢厂的10座土法炼焦窑。学校委派杜占甫（高十一班学生，曾任一中工会主席）、赵金芳（高十二班学生，曾在市检察院和市郊乡镇工作）和我等几个同学去那里负责，组织指挥每天两个班的学生参加运煤、洗煤、装窑、出窑等劳动。炼焦中掌握火候、疏通火道等技术性较强的活，都要我们自己动手，同时还要掌管炼焦厂产、供、销的业务。那里有我们自己动手用砖干码的两间没有窗户的临建小屋。我们几个在那里安营扎寨，白天组织指挥同学们分工劳动、处理进煤、销售焦炭等业务，夜间轮流照看炭窑的火候、疏通炭窑的火道，这就是当年一中的校办焦炭厂。

    土法炼焦的技术含量不高，卸煤、运煤、洗煤、装窑、踩窑（每装几十厘米厚的煤，用脚踏板踩实）、出窑都属于简单笨重的体力劳动，加上是露天作业，整天风吹日晒与煤炭打交道，在炭厂参加劳动的男女同学，一天下来，个个汗流浃背，脸上一层煤泥，活像戏台上的“包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学们参加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劳动，不仅没有怨言，而且个个情绪高涨，干劲十足。运煤的同学抬着200来斤的大筐来回奔跑，有些女同学还主动与男生挑战比赛；洗煤的操着几十斤重的煤筛，边洗煤边说笑、唱歌；在窑内踩窑的，喊着号子，脚踏板发出整齐的有节奏的声响。炼焦厂这种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令旁边煤建公司的职工刮目相看，过往行人赞不绝口。

    每到夜晚，10座炼焦窑100多个火眼，喷发着红蓝颜色的火苗，映照着焦窑上冒着的蒸气，形成一大片红彤彤、雾蒙蒙的彩色屏幕，远远望去，生机勃勃、红红火火，成为市郊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

    说起当年焦炭厂我们几个驻厂同学的生活，更是回味无穷。那两间用红砖码的临建小屋，里间作为宿舍，夏天苍蝇碰脸，蚊子叮咬；冬天透风露雪，虽点燃焦炭取暖，晚上还是冻得不敢脱衣服钻被，早晨起来，每人嘴边的胡须和眉毛上都挂上一层厚厚的白霜。外间是我们做饭的伙房。由于白天组织学生劳动、处理供销业务等十分繁忙，做饭又缺少必要的炊具和必备的主副食品，一日三餐都是一道饭——“尜尜汤”，即把从学校伙房领来的玉米面，用开水一烫，然后攥成橄榄型的面团，在锅里煮熟，吃“尜尜”，喝“尜尜汤”，啃着唯一的一道咸菜块（有时咸菜接不上就嚼盐粒），虽然简单清苦，几个月的时间顿顿重复着这样的饭菜，但吃起来依然狼吞虎咽，有滋有味。繁重的工作忙起来经常忘记洗脸、理发，我们几个人都蓬头垢面，冬天被火烤焦的棉裤棉鞋，露着一块块棉花，偶尔回学校同学们开玩笑，说我们变成了“流浪汉”，我们自己却不以为然。在一次搬运锅驼机时，杜占甫同学的右食指整个指甲连肉被撬杠挤掉，流血很多，脸都变黄，他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一天都没休息。学校领导曾多次催促、关照我们改善工作、生活环境，每次都被我们婉言谢绝，几个人无怨无悔，忘记了一切苦累，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到炼焦厂的工作中去。

    小山般的优质成品焦炭，展示着同学们忘我劳动的丰硕成果。土炼焦窑一般七至八天出一窑，每窑出焦炭10吨左右，全厂每月生产焦炭近300吨。因质量可靠，价格在全市最低，当时市区和沧县的铸造企业多数都用一中焦炭厂的焦炭。厂子生产正常，销售兴旺，每天拉炭的大小车辆络绎不绝，经济效益也很可观。当时炭厂每月的收入中，仅给学校伙房的固定补贴就有6000元（当时的在校生免收伙食费），剩余的利润全部交给学校，这在60年代初是个不菲的数字，学校领导和师生们皆大欢喜。

机器轰鸣的电机厂

    在敢想敢干的“大跃进”年代，一中师生靠几台旧皮带车床，苦战几十个昼夜，克服了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成能抽水的水泵，这就是白手起家的校办电机厂的雏型。

    随着水泵的批量投产，边生产，边学习技术，边建设发展，到1959年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校办电机厂“滚雪球”式的由小到大，靠自力更生，不仅有了车、钳、铣、铇、钻、磨、冲床等100多台自动、半自动大中小型机械加工设备，而且逐步建起了铸工、锻工、机工、电工、试验室等较完备的配套车间。从自制木型开始，一直到翻砂造型、炼铁浇铸、烘炉锻打、车磨铇铣钻等加工零部件的工序和产品的组装、质量检验、性能测试等，一应俱全。本来安静读书的一中校园内，在大院的西北角竖起了几个大车间，冒出了一个昼夜机器隆隆的电机厂。

    随着厂子规模的不断扩大，留校学生也由原来的几十个人陆续增加到140多人。以这些留校同学为各车间、各工种的骨干，在校各班的学生每周轮流参加各车间的学工劳动。厂子的产品也由原来单一的水泵，逐步试制成电吹风机、C614车床、从0.6到7瓩的系列电动机。后来，电动机和吹风机成为批量生产的主导产品，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和超过国家标准，月产达到2000瓩以上，经天津市机电站包销，流向津京冀和其他不少省市。

    电机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以试制第一台电动机为例，在没有图纸和相关技术资料、缺少设备、更不懂技术的情况下，当时的高中物理老师刘俊松（当时任高十二班的班主任，后任电机厂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带领姬殿魁（高十一班学生）、刘光达（高十一班学生）、李泽禄（高十一班学生）、韩金星（高十三班学生）等几位同学，凭着满腔热情，拆开一台7瓩电动机，从电机的机壳、机盖、定子、转子到机芯内的矽钢片、漆包线，一项项测试、计算，一张张绘制图纸，一个个零部件到兄弟单位求援加工，无数次地组装试车，无数次地失败改进，连续奋战40多个昼夜，师生们个个熬得眼睛红肿吓人，任凭学校领导多次下令休息，谁也不肯退下“火线”。就是用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拼命精神，终于迎来了电机试车成功。随后又无数次派人去天津的电机厂请教取经，索取资料，学习先进技术和工艺，边生产，边学习，边改进，并逐步生产出0.6瓩、1.0瓩等不同型号的电机和质量优良的吹风机，破例被列入了国家计划，由天津市机电站包销（当时沧州属天津市管辖）。当时，一中包括校办电机厂在内的勤工俭学活动，在沧州地区乃至全省、全国小有名气，不断有本地和外地一些学校来参观学习，既培养了人才，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师生们的爱国激情和奉献精神，为学校电机厂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办厂初期留校的几十名同学，多是各班的党员和学生干部，后来留校的100多人是原沧州钢厂合并到一中两个工业班的学生。当时，学校领导动员学生留校时，主要讲的是响应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没提劳动报酬等细节，同学们不顾个人得失，都争先恐后地报名，以被批准留校为荣。经过将近一年的义务劳动，男女同学身上的衣服都沾满油污，可在学校为大家发第一套工作服时，好长时间没有人主动去领。1959年9月份第一次给留校同学发工资，虽经开会动员，几天后仍然没人去领。为此，李之盈书记把我叫到党总支办公室，让我带头把动员同学们领工资作为一次政治任务去完成。尽管当时留校同学按年级和留校时间不同，每月工资仅有二十几元，可同学们没有攀比，更没有怨言，大家一心一意，夜以继日地苦干实干。铸工车间副主任白丰荣脚面被铁水烫烂一大片，铇工张福昌被机器咬断一节手指，钻工张金钟被钻床碰伤手指，他们都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带伤坚持工作。劳动中磕磕碰碰，轻伤不声张、不休息的数不胜数。记得1960年秋，学校为留校的几对大龄同学在学校图书馆举办集体婚礼，典礼时间到了，有的新郎还没到场，操办人只得现到车间去找，穿着满身油污工作服的新郎，匆匆参加完简单的婚礼，又跑回车间继续工作，所有新郎新娘都没休过一天婚假。

    有声有色的一中勤工俭学活动，虽然一度出现过重劳动轻学习的偏向，但学生们在劳动实践中也确实受了锤炼，增长了才干，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涌现出一批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校办工厂下马，校办厂留校的学生大部分被下放还乡，失去了升学深造和城市工作的机会，多数人都顾全大局，无条件地离去。留下来的少部分同学，分散到沧州的一些企事业和机关单位，不少人都成为那里的骨干力量。

抚今追昔，虽当年热情奔放的青年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古稀之年的鬓白老翁，但50多年前一中勤工俭学活动中的那些感人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虽随着岁月的流逝，时过境迁，但当年母校领导和老师们那种积极向上、倾心育人、与学生同甘共苦的高尚情操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在学校勤工俭学实践中激发出来的爱党爱国、迎难而上、甘愿吃苦、无私奉献的精神，几十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受益匪浅。从不同行业、不同岗位退下来的鬓斑校友，偶尔相聚，提起学校勤工俭学的往事，人人都感慨万千，争先恐后地倾诉着对往事的美好回忆。说到近几年一中快速发展的巨大变化，更是无比振奋。期待母校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成为校友们的共同心声。

（作者系沧州市人大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