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机案之谜

油印机在三十年代，是仅次于石印和铅印的先进印刷工具。河北省立沧县第二中学(今沧州市第一中学)以李鼎声、杨钦为首的一批进步学生，围绕一架油印机，发生出一串值得纪念的故事。这些故事现在讲起来轻松愉快，但在当时却联系着政治，军警当局曾两次秘密立案侦查，因为没有发现这架油印机，也就不了了之，给后人留下“油印机案之谜”

借油印机

    统治学校16年的封建派校长刘香候被迫下台后，新学派校长杨学山(外号杨大牙)上台。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从京汉线带来了一批新教师。学校不再教之乎者也，而添设了历史，地理，国文等新学科.学生们脱掉长衫穿学生服。男女同学可以在一个学校读书。课外活动非常活跃，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化研究会相继成立，学校里呈现出一派新鲜局面。在这种新的气氛中，思想先进的学生，发现了思想先进的老师。李鼎声(李伟)、杨钦、刘树功(刘建勋)、刘义松等同学，最爱听国文教师潘漠华讲课，课下找到他屋里，谈人生，谈前途，谈社会发展史、谈个人志向，师生之间无话不谈。师生通过一段互相了解，学生们一旦发现潘老师是共产党后，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立刻变成了严肃的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进步师生忧国忧民，凑到潘老师屋内失声痛哭。潘老师及时给同学们指明了方向：“好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全校师生，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动员起来，赶走日军，还我东北。潘老师的话激励了大家。纷纷报名参加抗日救国会，成立了“一、四”壁报编辑部，李鼎声、陈玉玑任编辑。以学生自治会主席刘义松为首，利用合法途径，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四”壁报，是用核桃楷字抄写的大型壁报，思想性强、内容丰富新鲜、形式活泼，很受师生欢迎。每出一期，都被许多读者围得水泄不通。这种情景却引起了学校反动当局和一部分落后势力的敌视。他们无法正面干涉，就在暗处捣乱，唆使几个打手，在学棱打架斗殴，在夜深人静时，往“一·四”壁报上抹屎汤子，撕毁壁报，一时搞得学校乌烟瘴气，人心不安。学生自治会主席刘义松，根据反帝大同盟组织的意见，酝酿创办油印小报，指导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刘义松一听说办小报，就主动向当时的内务主任刘登岑借油印机，刘登岑硬是以油印机只印讲义，不准印政治性材料为由拒不外借。刘登岑掌管学校财政大杈，贪污腐化，作风败坏，常到女生部去挑逗女生，在师生中影响极坏。同学们早有待机教训他的心思。刘义松抓住他不肯借油印机，反对抗日救亡运动的事实，发动同志包围了刘登岑的房间，呼口号，砸门窗，气氛紧张。刘登岑吓得门窗紧闭，惊恐万状。学生们这样一闹，惊动了校长杨大牙。他依仗护校队几个劣迹学生助威，跑来呼叫：“我早就看出来了，咱们学校有共产党捣乱，谁再闹事我就叫警察抓起他来，开除校籍！”他这么一囔，许多同学被唬住了。刘义松也不愿把事闹大，站在高处说：同学们，刘主任不借给我们油印机，是因为校长没批准，不借就散啦，以后我们再向校长借。刘义松这几句话，给刘登岑、杨学山一个台阶。同学们散去，紧张气氛平静卞来，借油印机的事也没再提。 

买油印机

    10月的一天，潘漠华老师把杨钦叫到他的屋里，正式和他谈话，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员，并交给他一项任务：通知王跃臣、陈绍堂、刘义松、李鼎声、刘树功和陈玉玑，某时某刻到基地集合。有重要事商议。这些人接通知后，准时到达城里的“醉一村”酒馆，同学一见地下党员潘漠华老师和武月亭老师早已摆好了酒茶，都心照不宣地坐下来，边吃边喝边谈。老师请学生吃顿馆子，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哪里知道，这次宴请之后，学校成立了两个秘密的革命组织：一个是中共二中支部，支书杨钦；一个是共青团二中支部，支书李鼎声。党团组织成立后，把全校师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推向了新高潮。

    党团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组织学生分赴沧城周围各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为了统一指导各地宣传工作，决定创办油印《大众反日报》。党团员都是学生自治会干部，以合法的身份，向校方进行反复交涉，才借到这架油印机。校方规定，这台油印机只能印小报，不准印其他材料。蜡纸、油墨和纸张限量供给。这样校方还不放心，在使用时，还有人暗中监督，用完一次定时送还。为了印刷革命传单，扩大党的影响，急需要一架油印机，潘、武两位老师在工资比较低的情况下，省吃俭用，节省下钱来，去天津秘密买回一架油印机。党团员们把这架油印机视为珍宝，用被子包起来藏在宿舍里。他们从自己的生活费节省下钱，托熟人去天津购买油墨和蜡纸。油印机和油印用品，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允许私人购买的，以免政治之嫌，党团支部有了油印机，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动用，以观周围动静，待确认此物没有被发觉后，才开始启用。不久，社会上见到油印的革命传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沧县县长张毓峋大吃一惊，知道这事闹得让上司知道了，吃罪不起，不闻不问，更是不得了。于是求助驻沧军警秘密立案侦查。这个案子交到公安局去办，公安局长孙叔平是个安徽人，接到案子后说，这种案子南方多了，查什么，看看谁有油印机不就结啦。于是这个案就成了油印机案。警方追查到学校，学校追查到《大众反日报》，经过一番划范围，对笔迹，折腾了一阵子，也没查出个头尾。

刻印传单

    社会上出现的油印革命传单，警方没有查出结果，就不再追查了。其原因有二：一是那些传单仅仅讲了些指责政府不抵抗日本入侵东北三省，把“日货”骂为“仇货”之类的内容，查出来也治不了什么罪；二是警方误认为是沧县城里的几家地主兼商人，不满政府的苛捐杂税，可能是通过天津的朋友印来的传单，不过是用来制造混乱，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不值得和商人斗气。所以，这件事没闹大就放下了。但是二中党团员们却有些担心，故不到万不得以的时候，便不动油印机了。

1932年2月。潘、武二位教师，被学校以赤色分子嫌疑解聘了。这两位老师临离开学校时，对党团组织以后的活动，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所以在潘、武二位老师走后不久，就和天津党组织接上了关系。3月初，省委派廖华同志以津南巡视员的身份，化装为乞丐，来沧城巡视指导地下党的工作。廖华到沧的第二天夜里，在二中北边乱坟岗里秘密召开党团员会议。那天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党团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分别从不同方向悄悄汇聚到指定地点。互相之间不许问姓名，不发生横的联系，只听廖华讲话。廖华同志操着浙江口音，用低低的声音，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他最后给大家提出了一个任务，要求沧县城里要尽快出现署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单。会后，党团员们对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当时虽然不知道这是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却感到这是冒险活动，人们有点胆虚。但这是党交给的任务，掉头也得干。于是，从拟传单稿到刻蜡板，从印刷到散发，都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初春的夜晚，还有些凉意，党团员集中到一个学生宿舍。陈玉玑、杨钦等人．用棉被把窗户遮挡严，门窗闩死，门外放了流动哨，。屋内李鼎声沼左手刻写传单。夜深人静时，有一点动响就使人精神紧张。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咳嗽声，放哨的人马上发出信号，刻蜡板的人迅速收藏好东西，夺门而去。第二天学校里传出了许多笑话；×××和一位同学半夜三更在宿舍搞同性恋，被校长看见了。云云。事后校长责成训育主任查找同性恋的具体人。同学们互相猜凝，暗中举报，生出了许多笑话。校方直到城里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收复东北三省！”“打倒国民党”……署名“中国共产党”的油印传单标语，才不再追查同性恋事件了。县长张毓峋得知传单满城，人心骚动，坐不住大堂了，把公安局长孙叔乎唤来，又如此这般地盯瞩了一番。重立油印机密案，决心把油印机挖出来，向上报功领赏。

藏油印机

    暑假前，校方召开学生大会，会上，同学们给校方提了一大堆意见。校长杨学山狡猾得很，见事情不好收拾，就耍起了花招。他一方面宣布辞职；一方面操纵“护校团” “国术会”反击提意见的同学，企图把局面搅乱，他再各打五十大板，稳操大权。学校保守派学生贴出《告同学书》，反驳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以党团员为主的学生自治会，也写文章驳斥他们的谬论，并要求姓段的训育主任交出油印机，把真象印发全县。段主任哪敢交油印机，当场拒绝。反动的学校当局已经怀疑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李鼎声、刘树功、刘义松等人手中有油印机。这几位党团员一见段主任不借油印机，有意借题发挥，把事弄大，用来洗白自己手中没有油印机。于是他们发动同学们抓住他不放，搞围攻，提抗议，闹得不可收场。姓段的一肴事情不妙，立即声明辞职，离开了学校。同学们宣布，不答复大家的意见，就罢课，上告。这次风波很快发展成为学潮。杨大牙害了怕。他勾结军队，到学校操场助威，同时，在校内贴出了铅印的“防共布告”。杨钦、陈玉玑等党团员同学摘下布告，直接找杨学山对话，要求弄清是非。杨大牙不但没有缓解矛盾的诚意，反而态度硬起来了。他拒绝对话，同时挂出了草牌，上写：“查学生杨钦，陈玉玑、王跃臣、陈绍堂、李鼎声、刘树功、刘义松七人思想误入歧途，予以开除学籍处分，命其立即离校”。这时，学校操场上集合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形成抓人之势。这七名党团员来不及分说，迅速消毁了文件,把党团组织的工作向新发展入党的沈士敏做了交待，分头秘密离开学校，各奔东西了。那架油印机由李鼎声伪装在被子里，搬回城里李家花园家中，隐藏起来。这次学潮的具体过程登在了当时天津《益世报》上，在社会上震动很大。

    二中学潮失败了。党团组织受到了严重损失。但是，火种未灭，革命活动仍在秘密进行。李鼎声心想，自已虽然被开除学籍但可以在家隐居一段，但这架革命的油印机，不能总藏在家中不用。于是，李鼎声就把油印机转交给党员沈士敏。沈士敏又将它转交给乐善园小学的共产党员张德让老师。暑假过后，开学伊始，沧县城里城外屡次出现署名“中国共产党”的油印传单和标语。二中学校大门外的围墙上，突然出现了用黑漆写的五个大字：“参加红军去!”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可伤透了国民党沧县政府官员们的脑筋。县长下令审查所有有油印机的部门和单位，非抓到共产党不可。这桩油印机政治案，始终也没有查清结案。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赶走了国民党，沧州获得了解放，为了征集党史资料，我们反复访问革命的老前辈、老党员，这才解开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油印机案之谜。   

从沧州第一个党支部谈起

    由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五四”运动的发展与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应运而生，“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南皮张隐韬、任丘戴培元入会为会员。1920年9月初，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组内重要成员今沧县杜生小垛庄人张申府，是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第三个中共党员。在天津，早期党员有周恩来、刘清杨，马骏、于树德、安幸生、于方舟、李锡九、邓颖超、彭真等，并于1924年建立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随即，一批批革命触角伸向沧州。这里首推刘格平。

    刘格平，1904年6月27日，生于今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曾属沧县)一个回族地主家庭。南京军事学校毕业，天津工商大学予科肄业。1922年夏，在天津经张隐韬等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6月，在天津又经于方舟介绍转为中共党员。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北伐大革命时期，组织上决定他以中共津南特派员兼国民党特派员的双重身份，到津南地区，即沧州、德州一

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当时在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发展国共两党都是十分秘密的，不论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一旦暴露身份都要坐牢杀头。因此，刘格平来津南地区以后，对建党工作十分慎重。当时他确定从所接触的关系密切、志同道合、又有文化、有政治头脑的青年朋友、亲戚、同学中物色对象。于是首先考虑在津南最高学府­­­­——沧县省立二中，即今沧州市一中建立党组织，发展壮大力量，因为知识青年最少保守思想，最容易接受马列主义。

    1926年9月，刘格平到沧县二中，第一个找到郝树模。他是南皮郝庄人，与刘格平是同乡，他父亲郝何斋老先生与刘格平家是世交，交往甚笃。因为原来就对他有较深刻的了解，就和他谈了来沧的任务。郝树模明白后非常高兴，又找了两个追求进步的同学，一个是今黄骅县旧城村的王佩琪;一个是东光曲庄的曲作民。他们四人在一个回民饭馆里，以请客吃饭的形式，交流了思想。最后刘格平说：“先发展你们三人为国民党员吧?”三人都表示不同意，并说“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进步，我们加入共产党。”刘格平见三人很坚决，就明确发展他们三人为共产党员，成立一个支部，由郝树模任支部书记,曲作民、王佩琪为支部委员。又想到以国民党的面目在同学中开展活动更方便些，就又明确他们三人都跨党为国民党员，并建立国民党分部，亦由郝树模负责。但其性质是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是中共三大决议，统战工作的需要。李大钊、董必武、林伯渠等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以郝树模为支书的二中党组织，开始活动很好，还吸收了献县的戈本捷、卢冠英，还有宁津一位姓牛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军阀暴政。把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于l927年毕业离校，在学校播下革命的种子。从此，二中成为津南革命策源地。

    是年元宵节过后，刘格平奉天津国民党执行部之命，为迎接北伐，去江西南昌督军署，由柏文尉引导，晋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半小时的会晤里，蒋介石完全是一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对付共产党的面孔。所以，刘格平回来，向组织传达、汇报：“北洋军阀靠不住，国民党也靠不住。”果然不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l 9 2 8年6月，国民党靠“新军阀”一来到北方，大肆屠杀共产党，也清洗共产党发展的国民党。

    共产党毕竟还是共产党。 19 28年春节开学后，沧县省立二中出现一个新的党支部，即盐山人王连璧、沧县人王东兴、青县人尹玉鹤。王连璧为书记。尽管他后来叛变了，被我处决。但不能否认王连璧参加过共产党。

    1928年上半年，沧州还是奉系军阀统治着，其将领褚玉璞、张宗昌之流，进驻沧县二中，他们商量如何应付节节进逼的“北伐军”。校舍周围，加岗设哨，戒备严森，空气十分紧张。

    一天傍午，二中全体师生在后大院里集合。教务主任周新甫说省督办褚玉璞要给大家讲话。等了会儿，褚玉璞就带着他的副．官、秘书、护兵等一、二十人，还有高个麻脸的沧县县等人，出现在学校师生面前。个儿不高的褚玉璞，强做镇静地讲了几句，大意是：南军就是赤化军，你们要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赤化宣传。他们在汉口闹裸体游行，有伤风化!他们来了实行共产共妻呀!…… 

    看来褚玉璞心神不定，好象惊弓之鸟，下面不知讲什么好了。忽然，他命令秘书向县长“暂借”一千元，送给学生们，说：  “今天见面，别无可赠，给你们一点洗澡钱吧。”讲完话，他就和张宗昌一伙大小官员们故作姿态，不坐汽车，徒步走向三华里以外的火车站，自然是乘车向天津方面逃跑了。

    北洋军阀的部队撤走以后，学校里立刻忙碌起来。还是由周新甫主持，号召各班扎糊小旗。吃过午饭赶紧出发，去欢迎已经来到沧县南关的国民党“北伐军”，也就是褚玉璞所说的"赤化军”。

     说来算是笑话，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二中已经有了共产党跨党的国民党秘密组织，可是人们连“青天白日”旗什么样的都不知道。竟把白日周围的十二个三角画错，画得角尖面向白日，颠倒了。

学生们排着队，打着旗，到城西南角乐善园小学门前广场，也就是现在的地委、行署所在地时，那里已经集聚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广场中间摆着一个方桌和一把椅子。只见北伐军津浦线总指挥方振武很朴素，穿着方口布鞋。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讲，而是站在高桌上讲。他，中等身材，嗓音宏亮，历数官僚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指出北伐胜利后的任务，一个劲地挥臂领头呼口号：“铲除军阀暴政！” “打倒贪官污吏！” “实行三民主义！”讲得头头是道，振奋人心，与褚玉璞两样味儿，真是“国民革命军”呀！人们充满希望与欢乐。

开完群众大会，斗大的魏笔书法“自由”、“平等”四个大字，分别镶钳在高大的钟鼓楼东西两面，下款署名“方振武题”。鼓楼上站岗放哨。当时的一张照片，影印在1933年版《沧县志》上。二中门前也挂上了国民党部的牌子。其实呢，换汤不换药，呼喊的那些口号不仅没有实现，还取消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国民党的黑暗势力，统治沧州达十年之久。

回过头来说二中。因长期受封建制度、北洋军阀的压迫，学生们喘不过气来，盼望民主，向往光明，希图砸烂旧教育枷锁。所以国民党“北伐军”一来，人们不知其底，不明真相，便寄希望于国民党身上，顿生反抗封建的力量，纪念回顾“五四”，革命思想又活跃起来。当时的沧县教育局长叫傅仲桥，他能说会道，“自由、平等、博受”在嘴边挂着，附合大家的心里，学生们都拥护他。在他的诱导鼓动下，学校风潮很快掀了起来，目标就是反对校长刘香侯压制民主，搞封建专制。学潮一闹就是几个月，开大会，不上课，喊口号：“打倒刘香侯！” “刘香侯快下台！”学校乱了，谁也控制不住了。

学校地下党支部：王连璧，大个子，掺白头，性情鲁莽，有股子冲劲儿；尹玉鹤很文静，有组织能力；王东兴好像是他俩的高参，出谋划策。人们只见他们领头闹，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学潮骨干力量是22班、23班，他们三人都在这两个班，24、25班参加学潮的也不少，一直闹到1929年春天。

一次周会上，先进派与封建派针锋相对，展开激烈争辩，争得不可开交。校长刘香侯，教员贾志清，被质问的张口结舌。刘香侯那个“啊啊”的老毛病，啊啊的更厉害了。这时，傅仲桥皮笑肉不笑，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让学生们表态，拥护那一派，就站在那一方。会场上立刻站成东西两大队。学生会的干部和大多数同学都站到王连璧、尹玉鹤（他们也是学生会干部）一边；站在刘香侯一边的只是极少数纨绔子弟。

刘香侯见势不妙，当场表示辞职。至此，任职16年的封建校长刘香侯被赶下台，傅仲桥取而代之，兼了二中校长。渐渐地，学生们对傅仲桥也不满意起来，认为他也不是好东西。原来话讲得挺好，可是当校长以后也是大权独揽，空口许诺，给你个热罐子捂着，并不解决实际问题。以后摸清了底细，原来傅仲桥是个国民党员，不久学生中的国民党也公开了。他们上下勾结，拧成一起，气焰嚣张，压迫学生，引起公愤。王连璧、尹玉鹤因势利导，有领头掀起新的学潮，一鼓作气，又把傅仲桥赶跑了。王连璧、尹玉鹤都没发给毕业证，省派来的新校长杨学山，把他们开除了学籍。

这次学潮，虽然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学校政治空气焕然一新。鲁迅、矛盾、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成为学生们争相传阅的必读之物。在学校公开谈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概论》、《资本论》等马列书籍，人们也手不释卷，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