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余波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在省立沧县第二中学(今沧州市一中)上学。当时沧县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沧县中学就像一潭沉寂的死水,感受不到一丝革命的气息(革命力量在秘密情况下进行活动,我这个十三四随的孩子还不清楚)。到了1928年的夏天,我们学校起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大革命已遭到失败,但他的余波还是潮润和冲击了我们周围的事物。
暑假将临时,几个大军阀像褚玉璞,张宗昌之流,进驻我们学校,他们商量如何应付节节进逼的北伐军。校舍周围,加岗设哨,戒备森严,空气十分紧张。
一天傍午,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在后大院李整队集合。教务主任周新甫说省督办褚玉璞要给大家讲话。等了会儿,褚玉璞就带着他的副官,秘书,护兵等一二十个人,还有高个麻脸的沧县县长等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褚个儿不高,锉墩墩的。他枪做镇静地讲了几句,大意是:南军就是赤化军,你们要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赤化宣传。他们在汉口裸体游行,有伤风化!他们来了实行共产共妻……
看来他心神不定,好像惊弓之鸟,下面不知讲什么好了。忽然,他命令秘书向县长“暂借”一千元,送给学生们,说:“今天见面,别无可赠,给你们一点洗澡钱吧。”讲完话,他就和张宗昌一伙大小官们故作姿态,不坐汽车,徒步走向三华里以外的火车站,自然是乘车向天津方面逃跑了。
北洋军阀的军队撤走之后,学校里立刻忙碌起来。还是周新甫主持,号召各班扎糊小旗。吃过午饭赶紧出发,去欢迎已经来到沧县南关的北伐军(就是褚玉璞称之谓的“赤化军”)。
说来真是笑话,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们学校已经有了国民党的秘密组织,可是人们连“青天白日”旗什么样的都不清楚。竟把白日周围的十二个三角画错,画得角尖面向白日(颠倒)了。
我们排着队,打着旗,党到达一所教会学校的门前广场时,那里已经集合了上千万的群众。广场中间摆着一个方桌和一把椅子。这路北伐军的总指挥方振武不是坐在椅子上讲,而是站在高桌上讲,为的是让人们听清他的讲话。方振武上中流身材,穿一身半旧军装,一双方口布鞋,讲话声音洪亮,富有鼓动性。历数官僚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指出了北伐胜利后的任务。我们这些年轻人听后感到十分新鲜,令人兴奋!
1928年暑假后,我一回到沧县二中就感到学校和社会环境起了很大变化。沧县城里小南门附近开设了一个书店,听说开办人是沧县二中不久前毕业的学生。书店门面不大,出售“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书刊。过去书店里摆的是“四书五经”,现在是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这时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物,深受学生欢迎。我们下了课或在节假日,经常往这个小书店里跑,选购新书成为一种风气。
我第一次在校南门书店买到的几本书里有鲁迅的《热风》(毛边装订本)。我勉强读了几篇,不懂,就效法别的同学,在教室外面贴了个贴儿,转卖出去。少赔一点钱,为了赚书看。学生们大多数没有富裕钱,买了看,看了卖,卖了再买别的书。
继《热风》之后,我毫无选择的读了《苔莉》、《迷羊》、《管他呢》、《你去吧》……一些小说,都是无评判地看些故事,也不太理解作品的意义。国了一两年,才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以及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自认为对于文学有了一点点理解,也比较爱好和接近了。
1928年下半年,我们学校闹了一次学潮,老校长下台,更换了一批教职员,校内图书馆添置了一批新书。我们不用跑小南门就可以在学校图书馆里借阅到新书。不过特别受欢迎的小说往往要等很久才能借到手。
回想当年,五四爱国运动,新文化思潮的新鲜空气,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以后九年我们才呼吸到一些。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在我们学校的建立和活动,觉悟迂缓的我,当时还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1930年暑假我读完了四年中学(旧制),毕业回家了。休学半年后,再回到沧县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革命形势已大大跨进了一步。
记沧二中一位老师
如果说1928年夏天,禁锢的沧县中学(河北省立第二中学)被吹开一道缝儿,让师生们呼吸道意思“五四”新鲜空气。那么,1931年春天的空气就更不同了,那是一股革命热流涌进沧县中学。
我这年春回到沧县高中插班,立刻觉得气氛大变,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记得第一次上《生物课》课的情景:教室内静悄悄,前门敞开,一位中等身材年约30岁的教师进来。他面目和蔼,动作自然,用热情的目光巡视了一下同学们。他还没有讲话,教师靠后排的一个学生先开了腔:“
不然,他是那样乐于接受同学的建议。他短暂的沉默,是在思索,如何使得自己的分析、评论更准确、更充分、更条理化。我们听着他的精辟论断,被他的讲演才能所鼓动,情绪逐渐激奋,热血 迅速沸腾起来,我不了解别的同学,也许去年下半年他们已经受到
他讲话,不是做报告式的,而是座谈,他有时也反问同学。师生对话,谈笑风生,教室内乐趣融融。这时上课?这时讲“生物”?广义的“生物学”吧?此情此景,如果发生在现在毫不足怪,学校里司空见惯。我说的是旧社会,半个多世纪以前,闭塞古板的旧沧州。
一堂课,满满足足的被利用了,根本没有讲正课(正课留给同学们自修就行)。后开我曾想,
第二次王振华老师上课,照样如此。他像召开记者招待会般的回答问题:
“
我没本事复述他的高见。53年前,他回答的大意是:如果没有历代帝王利用孔孟学说来愚昧人民,残酷镇压大众,也用不着非要打到孔家店不可。矫枉需要过正。孔子是古代了不起的思想教育家嘛!
“
他说:“紧紧空喊男女平等的口号不行,要有具体措施,制订政策,更主要的是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解决妇女就业;要与彻底反帝反封建运动结合起来”
在这学期,学校出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史地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学术研究空气甚浓,学生思想十分活跃。我受这种气氛感染和革命热流的推动,也参加了一些课外活动。记得学生会在大礼堂组织了几次学术汇报、讲演竞赛会,绝大部分师生参加了。我代表史地研究会,做题目是《英人侵略西藏之目的及概况》的汇报。一位名叫苏正静的史地教员借给我几本参考书,让我写了一篇《苏俄之鸟瞰》,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新惊奇政策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发表在沧二中编辑的《学术特刊》(天津百城书局出版)上面。其实,我只是一知半解地做了一次摘录整理工作。
但是,美誉等到学期终了,
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争年代,我在解放区报纸上曾见到过王振华这个名字,记得好像是平原省文教委员会的负责同志我估计此人很可能就是我们的
棉条胡须的功效
九一八事变前夕,河北省立第二中学的革命空气就相当浓烈。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同志们大都关系时事。九一八事变对学校师生真到那高很大。在群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我们沧二中的抗日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事变发生后,我校学生会立即召开大会,决定停课,组织反日示威游行,搜查日货。此外,还组织了深入农村的宣传队,分南北两路,走遍津南地区,宣传抗日救国。
我参加了南路,我们队友二三十个人。除了一位老师外,都是学生。宣传过的地方,还能记起来的有:阜城县的一两个村庄、县城和建桥镇,交河县城高小、郝村、寺门村及泊镇等地。印象最深的是在交河县寺门村,利用庙会进行宣传。
那是个上午,我们找到庙会管事人,提出要在开戏之前占用戏台个把钟头向群众演讲。好在一般庙会的演出,要比平常演戏开场较晚,为了先让群众逛逛庙会,买卖东西。所以我们的宣传活动并不影响演出。
进行宣传之前,戏班的锣鼓先敲打了一通,吸引来众多赶会的人。我们的领队开始讲话了,他慷慨激昂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几分钟以后,他的讲演略略停顿。这时,从后台步履艰难地租出一位老头儿。他弯着腰,拄着拐杖,头上箍着一条旧毛巾,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他走到台口,头部微微颤动。戏台下用户的群众鸦雀无声,期待老者开口。老人哭声沙哑的诉说:他是从东北关外逃难来的,家里人呗日本兵杀害了。他在叙述家人被害的惨状时讲不下去了,痛苦失声。这时,人群中也有不少跟着哭泣起来。我们的领队又趁机补充“逃难老人”的身世,掏出火坑的经过,并号召父老兄弟们团结起来为东北同胞报仇雪恨;还痛斥南京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
听众受到很大的感动,他们义愤填膺,和我们共同高呼口号。有的听众激动地说:“鬼子要是来了,俺们拿起插把扫帚也要和人们拼!坚决不当亡国奴!”
我们搀扶着老人走进后台。他激动的情绪过了一阵才平息下来。他摘掉头上的毛巾,揭下粘在眼眉和嘴唇上面的棉条儿,便恢复了
我们原来并没有想到要进行这个节目,是这次来到寺门村,正赶上庙会,机会难得,和我们一同分来的
这位
事过八九年(1940年),我从延安到西安办事,在西安街上遇见他。找到他的住处坐了会儿,谈话中间,我把毛泽东的新作《新民主主义论》送给他。他接过来说:“呃!我还没有见到。一定用心读读。”
此外,我们没有更多接触的机会。我曾问过沧县二中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张炬,他听别人讲,
注:潘芷汀,今泊头市火兴庄人,原省立沧县二中(今沧市一中)学生。1937年入党,离休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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