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从混沌到启蒙

1909年，我生于沧县城里神门口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10岁入私塾，学“四书”、“五经”，染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

1923年，我转入沧县第一小学。通过学习自然、地理、历史等知识，是我混沌的头脑顿开茅塞，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大事。特别是近代列强四起，中国处在被瓜分的危险时刻。国内军阀连年混战，腐败的北京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使中国大好河山乘了任人宰割的肥肉。我忧国忧民，复兴中华的思想逐渐形成，成了奋发读书，蓬勃向上的动力。

校长姜运生大肆宣扬康梁变法的观点，用以激发学生读书救国。当时我们听他讲很以为然，没有认识到这种改良主义观点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我经历了两次直奉战争。军队所到之处抓差要粮，烧杀抢掠，老百姓深恶痛绝。要革命，要救国，就必须打倒军阀，这就是我当时的朦胧思想。

1925年5月，伤害掀起五卅反帝运动。沧县各阶层人士集会，游行示威，高呼“废除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等口号，我也参加了游行，深深体会到，众人身上潜在着无比强大的力量，能够推翻一切压迫者，做国家的主人。

不平静的学校

1926年，我考入直隶省立沧县第二中学。南方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震惊全国，北方仍处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吴佩孚，张宗昌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从沧县一带撤离。直隶省督办褚玉璞，为严防“赤化”活动，推行愚民教育，到二中大讲孔孟之道，恫吓学生要安分守己，说“发现赤化分子就地枪毙”等。二中校长刘香侯，借此机会加紧对学校的封建统治。要学生闭门读书，不能过问政治，公共场所写上“莫谈国事”。但报纸上北伐军胜利北上的消息时有报道。学生们表面上规规矩矩，可背后偷偷地传阅进步书刊。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对处在军阀统治下的北方，看不出有多少直接影响。

1928年6月初，国民党的北伐军由方振武带领，开进沧县城里，高喊“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实行三民主义！”等进步口号。接着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方振武和各阶层代表讲了话，口号喊的震天响，群情激奋，一扫沧县古城的沉闷气氛，到处充满了希望和欢乐。但是大会以后，很快令人失望。方振武虽把斗大的“平等、自由”四个大字写到城中心高大的鼓楼上，却没有真正实行。还取消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实行了更加反动的统治，国民党派来的县长郝萱狠刮地皮，捞了一笔款子便到日本留学去了。从此我们二中门口多了一块国民党区分部的大牌子。学校增添了国民党党义，三民主义课程。每周一次周会，会前得先唱国民党党歌。学校当局以考学，谋职业为诱饵，多方拉拢学生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很快在沧县城里形成统治势力。我见参加国民党的人多是一些纨绔子弟，对国民党产生了厌恶感。有的同学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国民党，我说我需要认真考虑，没认识的事情绝不去做，绝不盲目的追求时髦。

我原来就听说省立沧县二中有共产党，但不知谁是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等新鲜名词还弄不太懂，但从报刊上经常看到红军在南方打土豪，分田地，创建根据地的消息。认为绝不可能像什么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等。

1928年夏天，二中突然来了个身材魁梧的人，他学生打扮，仪表堂堂，侃侃而谈，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反共反人民的大量罪行，号召同学们要赶快觉悟，团结斗争。可是这样的好人，却被国民党驻军头目蒋鼎文抓进大狱。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员刘格平。从那以后，我千方百计地找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阅读，想从根本上搞清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国民党政府人员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吃喝嫖赌等丑陋日多，由于学校的国民党员不学无术，争权霸势，互相攻讦等现象严重，我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了希望。

社会在动荡，学生在分化，大部分人追求真理，秉持正义。他们脱下长衫马褂，换上了时髦的学生装，阅读的不再是“之、乎、者、也”，而是《胡适文字》《独秀文存》《孟和文存》。他们关心起社会来，特别是对于学校教员赌博、嫖妓、调戏女学生等行为及其不满。学校贪污学生伙食款，引起了学生们强烈反对。于是为什么新书不向外借阅？为什么不解雇不称职的教师？为什么不改进教学方式等问题，一个个提了出来。学校当局无法解答，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学校很不平静，有时乱的课都上不下去。唯有新来的贺玉波。汤曼华两位老师受欢迎，他们讲得是自编的《文学概论》，讲述新文学的发展情况，介绍“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及其作品，他们通过介绍鲁迅的作品，影射时弊，客观上起了鼓动同学反对学校当局的作用。

刘香侯下台

1928年暑假后，二中前几年毕业的以傅中桥为首的部分国民党派系的学生进入学校，原来的封建派受到排挤。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及一些老教员先后离开学校。但是校长却恋栈不去，继续任职。这样学校形成两派势力，各拉一部分学生，培植自己的力量，两派矛盾日益激化。就在这年冬天，爆发一次罢课斗争。以刘香侯为首的旧派势力开除了一部分亲国民党的学生，学潮一时被镇压下去。傅中桥等人不甘心失败，继续组织力量反攻。当时学校高年级学生尹逸鹤、王惠清、王连壁（当时为共产党员）是学生会的干部。他们与1926年6月发动了第二次罢课。

那一天的下午，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号召给学校提意见。学生们对学校当局的封建统治很不满，提了不少意见，要求学校当局在下一个周会上解答。

在下周周会上，封建派不正面回答问题，反而出来一个教员进行申辩。当时有个代表学生意见的人发言揭露学校的问题，双方吵嚷起来。这时有人提议让学生表态，拥护哪一派就站在哪一边，会场上马上分成两派，各自拥护一方，会场秩序大乱，不得不宣布散会。学生会的干部尹逸鹤、王连璧等和广大进步同学站在一起，而站在刘香侯一边的是极少数。

不久，学生会又召开大会，当面对刘香侯、贾志清进行批评，逼迫他们辞职，最后刘香侯被迫下台。这次学潮斗争胜利结束，同学们高兴极了，在墙上张贴“打倒转折手段”的标语，还集体照相留念。

1929年暑假后，杨学山当了校长，并找来一批新教师，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化、新风气大为活跃。鲁迅、郭沫若、蒋光慈、钱杏村等作家的作品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的书籍。这时学习社会科学的风气开始兴盛起来，我们在学校公开谈论辩证法和唯物论。有的教员也在课堂上或讨论会上大讲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时期，我阅读了《社会科学概论》，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有了初步了解。我还阅读了日本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学习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我最爱读的是无产阶级文学书刊。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一人接一人的传阅，对于鲁迅的作品更是百读不厌。

一生的选择

1930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入了本校高中。一个叫王振华的国文老师特别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有一次他在大礼堂作关于人生道路的报告，大讲理想、学习、前途、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对于我了解社会和人生的意义帮助极大。

1931年暑假后，潘漠华、武月亭两位老师来到二中。潘漠华教国文，他用无产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他讲《诗经》时，选能反映阶级斗争的篇章，自己编写讲义，联系现实社会，讲得生动深刻。他讲述中外文学作品时，通过分析中心思想和艺术特色，向学生渗透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血腥统治。潘老师平易近人，知识渊博，谈笑风生；武老师沉默寡言，出示谨慎，忧国忧民，富有理想。他们对我的成长乃至我一生走什么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把追求马克思主义，谋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做为一声大任的思想基础，就是这时候开始奠定的。我出身在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生活富裕，但对邻居和乡亲中苦乐不均的现象看不公，进而对当时的整个社会不满。夫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三妻四妾，荒淫无耻，却活逼得卖儿卖女，出卖自身，上吊自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实一联系，就认识到中国非进行彻底革命不可。所以，我把找共产党，进行革命做为我一生的奋斗目标了。这时，可以说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新的飞跃。

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忙于“剿共”，对东北军下了“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日军得寸进尺，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消息传到二中，师生群情激愤。学生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全校总罢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决定。学校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广大爱国学生纷纷参加。在潘、武二位老师的发动和指导下，上街游行示威、写大字标语、排演街头活报剧、查封日货，搞得火热。学校当局迫于形势，在某些方面给予物质支持。为了指导抗日救亡运动顺利开展，潘、武两位老师还帮助学生会创办了“一•四壁报”（星期一、四出刊）。杨钦、李伟（李鼎生）、刘树功（刘建勋）等负责编辑，后来又出版了油印的《大众反日报»，除发本校外，还邮寄周围各县，影响深远。

后来学生会和北平学联取得了联系，二中以潘、武两位老师为首的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力量基本形成。党的领导作用比较明显了。12月间，二中的同学组织了下乡宣传队，分赴青县，沧县，盐山，交河，献县，阜城，南皮，东光，泊镇等地，揭露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宣传发动群众，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和家乡，誓死不当亡国奴。我和潘连升现名潘芷汀）、王耀臣等位一组，赴泊镇，交河，阜城，献县等地宣传。

加入中国共产党

潘、武两位老师是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来二中后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冬，他们把杨钦、李伟、刘建勋等七个学生分别吸收为党员和团员。

随着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二中的教员和学生产生了明显的政治倾向。由于党、团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同志互济会”，团结挡在的周围。而另一部分思想反动的学生则站在对立面一边。以绅士赵印元的儿子赵文锦、赵文炳等反动流氓学生为骨干组织“国术会”，专门对进步学生进行讽刺，造谣，监视，告密等活动。当时还有个绰号叫“庞疯子”的学生，大肆吹捧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俾斯麦，用以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1932年，蒋介石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加紧“围剿”红军，变本加厉地镇压抗日运动，发布取缔学生运动的法令。二中发动的学校当局已觉察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有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死心塌地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严禁学生到校外活动，并利用“护校队”对学生进行监视，用解聘教员的手段辞退了潘漠华、武月亭两位老师。从此，学校的党团组织由杨钦负责。

时间不久，沧县城里大街上出项了许多大字标语，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收复东北！”“穷苦大众联合起来，分地主的粮！”等。这是二中团员们的搞的，是沧县城里大街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标语，这件事立即轰动了全城。

1932年4月，杨钦，刘树功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党员。组织给我的任务是在校外发展党组织，利用文艺、武术、音乐、图书等各种形式和机会进行政治时事宣传。

为了反抗校当局的压制，我们秘密决定发动学潮，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又一次学潮

1932年暑假前，学生会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发动给学校提意见。同学提出了十项改革校政的提案。校长杨学山感到无法应付，便召开全校大会，当场提出辞职，用以要挟学生。同时，在校当局操纵下的“国术会”出面“护校”，和学生会对立。当天下午“护校团”写出所谓“布告”，对学生会大肆污蔑。晚上，学生会贴出了《告全体同学书》予以驳斥，揭露杨学山辞职时压制学生的大阴谋。次日，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决定把《告全体同学书》油印出来，散发各地。因为训育主任不借给油印机，所以遭到同学们的强烈反对，在学生的压力下，他当天辞职离校。

第二天上午，校当局贴出了国民党省政府颁发的《防范共产党活动的布告》，停止学期考试，提前放假。杨学山哦借机继续以辞职对学生施加压力。我们选出学生代表与杨评理，交涉没有结果。这时，反动军队突然道二中操场练队形，显示威风。学校当局也放风说军队要插手学校的事，准备逮捕闹学潮的学生。就在我们与杨学山评理的下午，校当局突然挂出了“革牌”，开除了杨钦等七名党团员学生，还扬言要抓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抓共产党。被开除的学生一时无处安身，除李伟、刘义松留在沧县外，其余的同学由我奶奶资助路费去了北平。我意外地没被开除，成了留在学校的火种。杨钦等在北平找到了潘漠华老师，撰写了一篇关于二中学潮的文章，发表在“左联”控制的半公开刊物上。后来此文寄到学校，震动极大。

这次学潮失败的原因：一、发动和组织同学的工作不充分，被反动的学生钻了空子；二、临近暑假，对教员和同学提出不准离校的过“左”的要求有些不切实际；三、没有争取社会上进步力量的援助。

成立沧县县委

我入团后在校内外积极发展反帝大同盟成员。在我居住的神门口，先吸收了王炳君、李俊田（李光明）等，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小组。我入党后，吸收其中积极可靠的人入了党。计有王炳君（裁缝小业主，自食其力）、徐振海（经营面食、磨坊、茶馆多种行业）、王化龙（鞋业工人）、李俊田（鞋业工人）、张书凤（经营烧饼）。当时沧县城里党的活动中心已由学校转到了社会上，只在城里就有神门口、乐善园、基督教小学、大石桥等几处建立了党的组织，大约党员有30多人。

1932年8月，中共天津市委委员、津南巡视员廖华来沧县视察党的工作，召开了沧县党员骨干分子会。参加会议的有我、张德让、孙洪波（菜市口面食小业主出身）等，廖华听取了各位同志的汇报作了三条指示：一、成立中共沧县县委，领导省立沧县二中、神门口、乐善园小学、清真寺小学等沧县城里各支部；二、以支部为主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并与被开除的二中同学联系，培植新点，在农村开展建党工作；三、深入联系广大群众，组织工会，宣传党的政策，与反动当局开展合法的斗争。县委党史的分工是：我任县委秘书，张德让任宣传委员，孙洪波任交通委员，李素芳任妇女委员（她没出席会）。县委书记未到职前，由我代行书记工作（有的同志回忆张德让是县委书记）。

会上，廖华海指示我们要主动联系散步在献县、泊镇、南皮东光等地的同学，恢复组织，筹建津南中心县委。会后，廖华由孙洪波作向导，按照同学录一个县一个县地巡视。他们化妆成乞丐，晓宿夜行，历尽艰辛。

廖华到各地巡视期间，我们以河北省立二中学生会的名义写了一份揭露学校当局开除学生的《搞各界同胞的呼吁书》，油印后散发到沧县城乡各地。接着由张德让起草了《告沧县父老兄弟姐妹书》，主要内容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反日爱国运动，声援二中学生继续开展的反限制，反压迫，争取反日自由的斗争，署名是中共沧县委员会。这份传单式的文章一散发，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影响很大。

我通过吕国栋同学和二中反帝大同盟的积极分子取得了联系，把那些政治立场坚定，态度诚恳，为人正直的同学先发展成团员，有的再发展为党员。我先后发展了张炬（张士芬），孙国诚（孙敬文），刘渤生（刘杰）等入党，并以他们为核心成立了二中党支部，刘渤生任党支部书记。

1932年11月，天津市委派李学先任沧县县委书记。李学先原名俞思荣，天津裕达纱厂的工人，40来岁，患哮喘病。他以卖水为掩护和各支部联系。我们的党费交给李学先掌握，除宣传费用开支外，还用以补贴他的生活。

从中心县委到津南特委

1933年春，廖华由天津来沧视察工作，我以请客为名在我家召开了津南党的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李学先，吴建华，贾清波（贾树清），刘格平和我。我记得还有一位姓邸的（邸玉栋）。廖华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宣布成立津南中心县委。李学先任书记，刘格平任组织委员，邸同志任交通。会议决定：一、深入工厂、农村，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二、组织农民运动，反对苛捐杂税；三、联合各阶层进步力量，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合法斗争；四、创造条件，为发展革命武装做准备。这次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大力贯彻这四项决定，神门口党支部在搬运工人、铁路工人和电业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并哎河西农村中物色对象，发展党员。

此后，我随廖华同志一同去盐山，南皮，庆云等地视察工作。我们到达盐山，沧县交界处找到刘格平，召开了党的骨干分子会。接着又徒步到张炬，竺永璋，邸某等处巡视指导工作。

1933年农历四五月间，廖华根据省委指示讲津南中心县委改为津南特委。特委书记李学先，委员有刘格平，吴建华，贾清波（贾树清），我任秘书长。

津南特委成立不久，廖华同志我组织津南十几名党员去北平参加党员训练班。我们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了津南工作后，省委决定留下我担任北平市委秘书。

王永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