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李延年

    人不能无师，且“圣人无常师’’。如韩文公所言：“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在我退休前后，带我进入书画之门的李大中、陈树潮先生，授我以诗词格律的王永乐、白焕宗、申志辉先生，推我拙文见报的陈芳女士等，都是我尊敬的老师。凡师，皆有教于我，有恩于我。由此想到我的恩师李延年先生，其不仅是我的授业恩师，且当我站在能否考学升学的十字路口时，曾苦心孤诣地为我解惑，并鼎力助我完成大学学业。为避对师不尊，本文仅以先生称之。

我是1962年毕业于沧州一中的。从高二起，先生开始教我们俄语。那时，他刚从天津师大毕业，年龄仅比我大7岁。师生年龄相若，且他生性平易、坦诚、真爱博施，同学们都爱接近他。那时，“三年自然灾害’’还没过去，我们有时会把从农村老家带来的山芋干等分一点给先生，先生也会把他从北京带回的糖菜之类分给我们，彼此吃得香甜，都很珍惜。

    先生精俄语、爱体育、善教学，同学们虽都是初学俄语，但都学得很好。记得高考有不少同学俄语得了满分，先生就责怪我只考了9 3分。后来我想，如果当时俄语成绩计入高考分数，大概我便不会第一个退场，也可能会考满分的，并因此一直后悔没给老师争气。但一中为我奠定了良好的外语基础，进入大学后，我很快被选入俄语高级班，假如不是“停课闹革命’’，肯定已首批选学第二外语。先生既教学又教学法，其在课堂上传授的“睡前忆讲”强记法，使我逐渐养成了  “入静一一默忆一一理悟一一强记’’的学习习惯，对我此后的学习和工作大有助益，至今不弃。先生深知“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故鼓励并帮助我们与苏联小朋友通信，以培养我们学习外语的兴趣，我就曾与苏联小朋友通过两封信。不想这竟成了先生此后受冲击、挨批判的“罪状’’，那信也就不敢留。

    接触多了，便无话不谈。先生是北京人，祖父曾任武官却以书礼传家，其兄弟姊妹中，司职部队、教育、科研的都有，但与我们这些农村学生的家庭落差，并没妨碍其对我们困难的理解和同情。高考前夕，我家突有电报来，说“父病重’’，让我“速回收麦’’。我姊妹多，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弟妹年纪尚小。回家看到，妈妈有病躺在炕上，父亲正闹疟疾，在生产队分给各家的自留地里，只有我家那矮而稀疏的麦子还孤零零地立着。于是，我一面借钱给父亲治病，一面抢收，抢晒，然后人推石磨磨麦成粉，刚好救了举家断炊之急。此后父母才告诉我，之所以发电报让我回家，就是怕我考大学，因此，不让返校，不让和学校联系。我无话可说。没有劳动力，挣不够工分，分不到粮食，更分不到钱。一家人连吃饭都难，还拿什么供一个大学生呢?在姊弟中我已排行头大，责无旁贷应该撑起这个家了。我理解父母作出这一决策的艰难、痛苦和无奈。但我心犹不甘，却无计可施。为安慰父母，我乖乖地到生产队报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支书听说我不考大学了，连大队会计的位置都给我安排好了。

    十天后，父亲忽然收到先生的来信，那是一封写满两页信纸的信。先生通知我，考前总复习已开始，并责令我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回校再说。捧着老师的信，我落泪了。父亲得知信是先生写来的，也很激动，我乘机以

取毕业证、等户口、拿铺盖为由，请求返校，父母同意了。临行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先生，好好向先生解释为什么我不能考大学。

    回校后，班主任狠狠批评了我，我惟诺诺，不敢强辩。先生则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让我什么都不要想，安心复习、从容高考，一切待考后再说。

    考完，我立即卷铺盖回家。如同没有高考一样，我开始正式加入生产队劳动，每日所得工分竟也长了一分。某日中午劳动归来，父亲突然举着一封信很生气地骂我，骂了很多话。我全然不顾，赶紧打开信，竟是四页信纸。先生祝贺我已被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电信系录取，其余内容则几乎是写给我父母的。信中，先生讲到：高考这条路很窄，被录取实在不易；站在未来一个铁道信号工程师对国家贡献的角度，国家不希望弃学；即使从家庭利益看，即使我不上大学，也只能救急，并不能彻底改变家庭的困难状况；上了大学，国家会给助学金，能保证一个困难生的基本生活。先生还表态，会从经济上尽力帮助我。然而这件事在我家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让不让我继续上学的问题上一家人犹豫着、争论着、争吵着，父亲拿着先生的信翻来覆去地看，并不停地摇头叹息，毕竟我是全村乃至全乡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啊。最后不得不把大姐二姐等亲戚找来商量，才做出让我完成学业的决定。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先回一中取入学资料，再顺路赴京。至今我还记得先生看到我准备入学时的那种安慰和庆幸。当时我正发高烧，先生就让我在他的床上休息，为我盖被子，喂我吃药。送我去京前，先生为我详细地画了一张从北京车站到学院的路线图，还把他家的位置以及从学校到他家的路径也标注在图上。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给家写信，父母和大哥都表示会好好接待我。在校的几年里，先生的这个家不仅从经济上帮助我，更给了我诸多温暖。先生的父母称我是他们的小儿子，先生的大哥也就成了我的大哥。先生常对他人说：“我们是师生、兄弟兼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到天津铁路电务段工作，无论多忙也不敢忘先生，调回沧州，则接触更多。三年前先生古稀．大寿，先后有近百学生为之祝贺，足见先生口碑之好。我则用红宣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并题一诗是，“故校已难寻旧痕，天涯何敢忘师恩。多情无奈韶光逝，但愧未成鸣世人”。算是祝寿，也算对自己事业上无大建树，以至有负师教师恩的愧叹。每年，我们两个大家庭(包括儿女、亲家)都要聚会一两次，兼叙天伦。有恩师如斯，幸何如之!

    先生今年已七十三岁，身无顽疾，且龙行虎步，精神矍铄，还能受邀参加市县中学的体育教学检查等活动。馨德载寿，愿先生身心康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