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老舍

又想起老舍先生。C
今年是2006年，距老舍先生离开我们这个繁华又寂寞的时代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对于历史来说许多喧嚣都已远去，有的已经沉没，可是老舍却依然站立在我们的前方，犀利的目光似乎要穿透我们时代的心脏。在先生的目光里，我是不及格的学生，有的只是景仰与羞愧，先生对我来说是座高山。先生是基督教徒，在谈到《圣经》时，先生说，《圣经》的要义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先生沐浴在自己的信念里，终其一生都在行善——从小善到大善进而至善。
解放后，先生家里常去一些不寻常的客人，他们大多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时还带着小孩，一见到老舍就按旗人的规矩行礼，并大声吆喝：给大哥请安！老舍总是慌忙上前扶起他们：“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那一套了，快坐下，咱哥儿俩好好聊聊。”接着就是倒茶递烟，拿糖果给孩子们吃。客人临走时，总是要掏出一两张十元人民币塞给他们，与他们热情道别。在他家工作过的黄秋耘有些莫名其妙，老舍就给解释：“唉，这些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我这些作品中的模特儿啊！他们穷困潦倒，家里揭不开锅了，我还有俩钱，“朋友有通才之义”嘛！你别见笑，我就是有点封建思想。”+%}JdB
在金钱至上的“竞争哲学”（竞争——斗争——战争）横行的今天，什么骨肉之情、朋友之义、师生之谊已经快要烟消云散了，想想老舍，有的只是感动和钦佩，真希望自己也有这些封建思想。
先生每每去冰心家里作客，人没到，总是声音先到：“泡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接着就是冰心孩子的欢呼：“舒伯伯来了。”然后是孩子们一拥而上，唧唧喳喳说个不停，然后是老舍绘声绘色的童话故事……多少年后冰心的几个孩子都大了，回想起老舍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冰心说：在行善上，老舍是有福的。
周扬准备成立中国民间文艺联合会，会址没有着落，老舍先生毫不思索地说，我的房子可供使用。
其实，老舍先生早年还曾受教于本家大叔宗月大师，在先生的血管里有一股宗教情怀在奔流，大概就是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吧！
抗战期间，文艺界要联合在一起，其中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人，还有不少自由知识分子，要把这一群人统一起来，真是千难万难，领头的不好做。可先生被一致推选为理事，并特别选为总干事，当时大家就觉得只有先生的人品、气度和才情胜任此职。此后的七八年先生恪尽职守，不遗余力的为宣传抗日奔波，调和大家的意见，以民族大义为重，用先生的话说自己是文艺界尽职的小卒。先生从来都是这样的谦卑，深明大义。
先生人缘好，好喝酒，领导请客总是如期赴约，并不推辞。一喝酒，先生就要猜拳，率领大家打“通关”，先生豪气干云，不以胜负为意，赢了也喝酒，经常酩酊大醉。想想先生当时肯定是憨态可掬吧。
先生跟别人吵架也具备“老舍特色”。在《新蜀报》工作期间，与何容吵架，先生大骂，何容，你是什么东西？何容回敬，老舍，你以前真不是东西！顶多如此。我想大约在旁边听的人都会忍俊不禁，这算什么吵架。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极少的，就连一向喜欢骂人的胡风都说：“我没骂过老舍。”
反右时，老舍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一从严正的批判会上走下来依然会与没人理会的丁玲打个招呼，“还好吗？”，致使丁玲终生难忘。有人当了右派，老舍一有机会照例请他们在小饭馆中吃一顿饭，于“莫谈国事”之外也尽量给这些“另册”人士多一点温暖。这与今天的两面三刀落井下石的惟利是图者比起来，大概也就是人品高下差别吧！
人们都说老舍是个好人，善人。不仅仅因为他尽量多的帮助别人周济别人，还因为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光晕，一种近乎圣洁的光晕，行善已经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一种习惯！生活中的老舍是那样的侠义仁爱，悲天悯人，作为作家的老舍更是秉承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秀传统。
翻开老舍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断魂枪》《茶馆》《龙须沟》……我们不难发现一群苦难的小人物：祥子、虎妞、赵子龙、王利发、老张、老赵……这些小人物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大叔大妈。是的，在老舍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他们的血液，他是爷爷奶奶、大叔大妈的代言人。老舍的目光永远是抚摩在他们身上，他永远关注着没有人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泪水、笑容、希望、梦想、失望、颓丧……所以老舍的文字是活的，跳跃着爱、同情、悲悯，这种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热情从未改变，他希望他们好起来，希望祖国好起来。也因此我们才会明白，老舍在建国之后热情的参加各种民间社团活动，为他们写相声，写快板，写大鼓词，写太平歌词，写二人转等等，甚至还创造了“曲剧”这种新形式的民间艺术。在一次集会中，老舍大声宣称：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S
老舍的情怀该从老舍笔下的小人物去寻找，也许这样我们才会惊异地发现，建国之后几乎所有作家集体休克的时候，老舍先生却一支独秀的原因吧。
南京师范大学的沈义贞博士将艺术品分为四个等级：一、凡个体从自我的个体实践中独立探索、思考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并凭借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感情建构的文本，则艺术品级可视为一级；二、凡主体通过学习，真正皈依了某种思想或学说，并凭借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感情建构的文本，则艺术品级可视为二级；三、凡主体在自我实践中所形成的个体感悟与某种思想或学说发生了某种交叉和重合，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其所建构的文本，则艺术品级可视为三级；四、凡主体根本就没有弄清某种思想的正误，此时他为了宣传这种思想而强挤感情，其所建构的文本的艺术品级应属于最低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一种“伪艺术”。我对沈义贞博士的艺术品级的划分很赞同，藉此判别建国之后的所有作家的作品，“十七年”的所谓的艺术作品几乎全都乏善可陈，老舍却是个例外。
为什么？
老舍先生几乎所有的小说、戏剧、散文都是以北平为背景展开的，先生身上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北平情结”，北平是先生的精神胎记。老舍先生全部创作的秘密都可以从“北平情结”中找到答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生的“北平情结”就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因此也可以称为“古典情结”，老舍先生的精神核心就其实质上说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先生建国之后的创作热情都来源于古典士大夫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信念。先生创作的《茶馆》就是放在世界文学画廊里也会毫不逊色，并且先生还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散文经典《我热爱新北京》《养花》等等文学史上的杰作。
难怪台湾的陈纪滢先生说，他（老舍）绝对是一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66年，北京的夏季使人感到空前的不安。"
8月23日，老舍先生因生病，本应在家休息，但他还是想去单位看看自己的同事，他去了。其实他的劫难早就开始了，就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善人，更因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跨进市文联的一刹那，迎接他的是宽阔的军用皮带，眼镜掉在地上，跟着掉下的还有鲜血。紧接着，先生又随一批人被撵上了卡车，先生选择了最后一个座位坐下来，闭上了双眼。
先生有多年的腰疼病，挨批斗时，要他低头，他没有低头；要他认罪，他没有认罪。也因此先生惨遭污辱、毒打。黄昏时分，先生因为抗拒又被单独押回文联，此时，先生头上缠着一块白色纱布，上衣也很脏。先生看到了火光，那价值千金的戏装、盔头、刀枪把子随着火焰在跳动，先生视为生命的东西顷刻之间化为灰烬。火光映照着四周“红卫兵”们因狂欢而变形了的稚嫩的脸，那是一群孩子呀，只有十四五岁呀，他们据说应该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呀，他们如何能够一夜之间熟练地使用暴力，使用血腥，对一个年近古稀可以做他爷爷的人下此毒手？此时道德何在？法律何在？人道何在？人性何在？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孕育了老舍，怎么也孕育了这样一群恶魔？我同样感到万分迷惘。我无法猜测此时先生的目光该是怎样的目光，我能理解的是先生的血液，先生的灵魂也在开始燃烧。-
被打得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此时先生一言不发，眼睛里的光芒突然像闪电一样，先生迅速摘下挂在颈项上的写着“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黑牌子，奋力向地上摔去。他的举动又遭到了“红卫兵”们变本加厉的更加残酷殴打。老舍怎么走回家的，他想了什么，他眼中的世界在那一刻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没有人知道。也许只有北平那黑色的夜风聆听了先生的叹息，先生的愤怒与迷惘。那是一个怎样奇异的夜晚呀——高贵与愚昧，狂欢与愤怒，疯狂与叹息，火焰与灰烬，才情与无知，呐喊与沉默交织在同一个夜晚。
1966年8月24日凌晨老舍先生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家中。清晨，年近古稀的老舍先生独自走出生活了十六的丹柿百花小院，与家中的小孙女告别：“爷爷走了，再见！”在北京城西北角的太平湖畔，这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北京小胡同里成长起来的爱国主义作家，语言艺术的大师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一天。当先生的最后一颗烟熄灭的时候，当最后一片落叶覆盖在湖面的涟漪上的时候，整个中国大地便堕入了长久的黑暗。
一个不能让好人、善人生活的时代，一个不能让真诚才情展露的时代，必定是一个恶劣的时代，疯狂的时代，恐怖而又黑暗的时代。,
四先生的选择，也许是为了寻求灵魂的安宁，可先生的亡灵还是受到了惊扰。
批判者们并没有就此罢休！先生的作品依然受到批判。不过先生的大度可能会原谅这些无知愚昧的批判者，他们并不能使先生伤心，真正令先生伤心的大概应该是“老北京”们的批判了：“毛主席把我们从苦海中救出来，毛主席思想把我们照得心明眼亮，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来不把那些吃吃喝喝，遛马路，逛公园放在眼里。可是老舍这个反动家伙，却无中生有地把我们写成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只知道挣钱吃饭的糊涂虫，甚至把我们写成希望把龙须沟变成“安东市场”，一心盼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守财奴！”假如先生还活着，听到这样的批判该是多么的心痛，因为先生又当忆起当年龙须沟的人民曾经是多么热情地拥抱过他，为他的创作鼓掌欢呼过呀，才过了几年，世道就变了，并且变得这么快，这其中有历史的逻辑么？历史就是这么充满了诡异色彩。
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药》，想到夏瑜，想到红眼阿义。RZNw]m
其实，老舍先生应该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大师。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就用带有科幻色彩的政治寓言小说《猫城记》描摹了一个荒诞的政治存在，只是先生预言了但怎么也不肯相信，可这一切居然被先生亲眼目睹了。
世道确实变了，不变的是先生的古道热肠，是先生用尽生命的力量讴歌的理想社会。问题是为什么世道会变成这样？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课题。
这世道是否也具有着“老北京”的性格，我们的民族是否注定着在劫难逃？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是否就有一个邪恶的基因存在，并且时时激活着人性中最为罪恶的本能力量？有人总把“文革”劫难归咎于某个领袖，我决不同意这种看法。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海德格尔们的效忠，希特勒不可能当上总统；没有“人民”的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可能启动奔向死亡墓穴的侵略战车。那么老舍笔下的勤劳勇敢，有时又耍滑头，偷懒，甚至有些愚蠢的“老北京”呢？他们也是我们的人民，在批斗老舍的过程中“人民”们不遗余力，他们是一片汪洋大海，老舍也曾经唯心地参加过他们的合唱，最终又被汪洋大海所吞没。历史真是一笔糊涂帐呀！
可老舍终究是老舍。一个诚实的作家只能听命于信念与理智的召唤，当信念遭到摧残，理想崩塌，更为严重的是人格遭到极大的侮辱的时候，先生只能作出玉碎的选择，这无声的抗议在天地间久久回响。:
也许，先生坐在太平湖畔时目光里游离着痛苦、疑惑和绝望，这种痛苦、疑惑和绝望至今还在我们民族的心灵底层呻吟，我们的伤口至今还没有愈合，只有敏锐的思想者才能时时感知到痉挛和阵痛。
先生去世之后，最先感知到损失的是一个叫水上勉的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蟋蟀罐》悼念老舍，字里行间充满着回忆的温情和伤感，他最先认识到老舍的价值，为中国失去老舍感到惋惜。然后是在台湾的老舍的旧日朋友梁实秋、陈纪滢……夫复何言哉！ 　　
有人断言，老舍是中国最后一个古典士大夫，是中国最后一个“雅文化”的杰出代表，我是信服的。如果说先生建国之后的创作热情可用“士为知己者死”来进行概括，那么先生的玉碎选择同样可以用“士可杀不可辱”来进行观照，这是一种高贵，一种殉道者的忠贞。
其实，先生的决绝也就宣判了一个反人性社会的死刑，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先生的决绝是我们时代的耻辱，我们民族的耻辱，我们的子子孙孙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可是，先生把茫然留给了我们。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一边喝着上等茶，听着酥软的音乐，一边欣赏着祥子、王利发、赵子龙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体悟到先生悲天悯人的忧伤，能体悟到呼啸在文字中间的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贞热情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先生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已经成为历史中的一座高大而又特殊的丰碑，先生前面站着的是屈原。《新约》中说，信仰的人，你有福了。是的先生是有福的，冰心也是这么说的。
屈原在《国殇》中写道：诚既勇兮又以威，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在为为国捐躯的勇士而歌，在为自己的灵魂而歌，先生呀，他同样在为你而歌，为民族的脊梁——这群大智大勇的仁者而歌呀！
四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
怀念先生呀！
刘军
2006年10月8日

幽默作家老舍

老舍文学生涯的开始似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之间，作品多刊登《小说月报》，单行本收在文学研究会丛书里面。但他的作风与一般文学研究会员不同，他好说笑话，好为滑稽的描写，在当时文学界他表现了另外一种风格，这便是现代人所爱谈的幽默风格。

老舍写了许多幽默的长篇小说。《赵子曰》写北平学生及公寓生活；《老张的哲学》则以一个北平近郊的小学校长老张为主角，复以一对青年的恋爱穿插其间。《二马》记马氏父子二人，在伦敦开古玩铺及留学的故事。《猫城记》描写一个人由地球驾飞机到火星上探险，发见一猫国，并发见该国种种腐败情景，藉以为中国之讽刺。《离婚》写一名公务员老李，深感旧式婚姻之痛苦，欲与家中黄脸婆离婚，赖其友张大哥力劝而止。后张大哥有难，老李竭力为之奔走，以答其劝和情谊。书中记小官僚的种种丑态，阴谋家之贪鄙险恶，摩登青年男女之糊涂，旧式妇女之顽固，刻划入微，颇堪赏玩。此书老舍自负谓“比《猫城记》强得多，紧练处更非《二马》等所能及。”良友图书公司为广告誉之为一九三三年中国文坛之大贡献云。

老舍的思想以现代一般人的眼光看来是不顶新颖的，不过他从来没有和任何同行结过嫌怨；又有“幽默”的一件八封紫绶仙衣保护着自己，所以批评家那些“反动”、“意识不正确”、“缺乏时代的认识”、“唯心论”等等法宝没有落到他身上。他在作品里所表现的思想究竟怎样呢？第一，富有国家民族的观念。他不是国家主义的信徒，也不是民族主义宣传者，只是凭着良心和热血说自己所要说的话。这种观念在《二马》和《猫城记》里表现最多。《二马》里他描写中国人在外国被歧视、被误解、被敌对，简直粪土之不若，蛇蝎之不如。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中国人是矮身量，带辫子，扁脸，肿颧骨，没鼻子，眼睛是一寸来长的两道缝儿，撅着嘴，唇上挂着迎风而动的小胡子，两条哈吧狗腿，一 走一扭，这还不过是从表面上看；至于中国人的阴险诡诈，袖子里揣着毒蛇，耳朵里放着砒霜，出气是绿气泡，一挤眼便叫人一命呜呼，更是叫外国男女老少从心里打哆嗦的。”怎样洗去这羞耻，争回国家的人格，挽救民族的运命？老舍告诉我们要爱国，要大家切切实实干救国的工作。他不赞成那时一般青年打着纸旗，排队在街上走喊“打倒帝国主义！”也不愿青年成天闹恋爱神圣，牺牲了求学的光阴。他说：“在中国的外国人——有大炮飞机、科学、知识、财力的洋鬼子——看着那群摇纸旗，喊正义，不念书的学生们笑笑？不值得一笑！你们越不念书越好，越摇纸旗越好。你们不念书，洋鬼子的知识便永远比你们高，你们的纸旗无论如何打不过洋鬼的大炮。你们若是用小炮和鬼子的大炮碰一碰，洋鬼子也许笑一笑，你们如果光是握着根小杆，杆上糊张红纸，拿这红纸来和大炮碰，洋鬼子不大笑才怪呢！真正爱国的人不这么干！”“爱情是何等厉害的东西：性命，财产，都可以牺牲了，为一个女人牺牲了。然而，就是爱情也可以用坚强的意念胜过去。生命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除了爱情还有志愿、责任、事业……爱情是神圣的不错；志愿、责任、事业也都是神圣的！因为不能亲一个樱桃小口而把神圣的志愿、责任、事业全抛弃了，把金子做的生命虚掷了，这个人是小说中的英雄，也是社会上的罪人，实在的社会和小说是两件事。把纸旗子放下，去读书，去做事，和把失恋的悲号止住，看看自己的志愿、责任、事业，是今日中国——破碎的中国，破碎也还可爱的中国——的青年两副好药！”

他甚至主张战争，藉英国伊姑娘的口说道：“国家主义，姐姐，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我们打算抬起头来非打一回不可——这不合人道，可是不如此我们便永久不用想在世界上站住脚！”《猫城记》记猫人不知尽保卫国家的天职，而至于灭亡，作者发议论道：“偏狭的爱国主义是讨厌的东西，但自卫是天职。我是反对战争的，但战争有时候还是自卫的唯一方法；遇到非战不可的时候，到战场上去死，是人人的责任……我不承认这些矮子是有很高的文化，但是拿猫人和他们相比，猫人也许比他们更低一些。无论怎说这些矮人必是有个！假如没有别的好处！国家观念。国家观念，不过是扩大的自私，可是它到底是“扩大”的，猫人只知道自己。”他也主张提倡人格教育。《猫城记》猫人办新教育失败，小蝎说：“这新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回答不出。我只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你看，当新教育初一来到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要它？是因为大家想多发一点财，而不是想叫子弟多明白一点事，是想多造出点新而好用的东西，不是想叫人们多知道一些真理。这个态度，已使教育失去养成良好人格和启发研究精神主旨的一部分。及至新学校成立了，学校里有人而无人格，教员为挣钱，校长为挣钱，学生为预备挣钱，大家看学校是一种新式的饭铺；什么是教育，没有人过问。又赶上国家衰弱，社会黑暗，皇上没有人格，政客没有人格，人民没有人格，于是这学校外的没人格又把学校里的没人格加料的洗染了一番。自然，在这贫弱的国家里，许多人们连吃还吃不饱，是很难以讲到人格的，人格多半是由经济压迫而坠落的。不错。但是，这不足以作办教育的人们的辩护。为什么要教育？救国。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这在一办教育的时候，便应打定主意，这在作校长教师的时候，便应牺牲了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也许，我对于办教育的人的期许过当了。人总是人，一个教员正和一个妓女一样的怕挨饿，我似乎不应专责备教员，我也确乎不肯专责备他们。但是，有的女人纵然挨饿，也不肯当妓女，什么，办教育的难道就不能咬一咬牙作个有人格的人……人人说——尤其是办教育的人们——社会黑暗，把社会变白了的是谁的责任？办教育的人只怨社会黑暗，而不记得他们的责任，是使社会变白了的。不记得他们的人格是黑夜的星光，还有什么希望？”老舍对于妇女和婚姻的意见也很陈旧。《二马》里老马古玩铺助手李子荣是个得过学位的留学生。一天兴冲冲的走来告诉他朋友马威说，他母亲在中国给他定了一门亲事，“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会做饭，做衣裳，长得还不赖。”马威大为反对，因为他这么能干，这么有学问，不应当娶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姑娘耽误终身快乐。李子荣说：“我一点也不糊涂，我以为结婚是必
要的，因为男女的关系。可是，现在婚姻的问题非常难解决，我知道由相爱而结婚是正当的办法，但是，你睁开眼看看中国的妇女，看看她们，看完了，你的心就凉了！中学生，大学的女学生，是不是学问有根柢？退一步说是不是会洗衣裳，做饭？爱情，爱情的底下，含藏着互助、体谅、责任，我不能爱一个不能帮助我，体谅我，替我负责的姑娘；不管她怎样好看，不管她的思想怎样新……”“你以为做饭，洗衣裳，是妇女的唯一责任？”马威看着李子荣问。“一点不错，在今日的中国！”李子荣也看着马威说：“今日的中国没有妇女做事的机会，因为成千累万的男人还闲着没有事做呢。叫男子都有了事做，叫女人都能帮助男人料理家事，有了快乐稳固的家庭，社会才有起色，人们才能享受有趣的生活……”《离婚》里老李的夫人，丑陋、愚蠢、固执，丝毫没有改造的可能，只因对丈夫尚忠心耿耿，我们的作家终于使她夫妻团圆，命意如何，可想而知。

老舍是一个讽刺小说家，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都以讽刺出之。然而决不如鲁迅那么刻薄，反而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长者，这或者要感谢他那北方人的忠厚气质。鲁迅小说里没有一个好人，老舍小说里则李子荣、张大哥、丁二爷，都十分可爱。他口角边虽常常挂着讥嘲的笑意，眼里却蕴着两眶热泪。《猫城记》里的小蝎似乎是作者的影子，他看透猫人的不可救药，猫国的没有希望，生活流于颓废，说话总是一味冷峭、俏皮，像希腊颓废派哲人似的。但猫国亡后他便自杀。作者称他是“心理清楚而缺乏勇气的悲观者。”其实悲观是他的智慧，自杀却是他热情。《二马》、《猫城记》的写作都可说由热情而来。李长之说：“没有热情，是决不会讽刺的。”这话很有道理。所以老舍讽刺的技巧虽不及鲁迅，我却觉得他比鲁迅可爱得多。

老舍作品的艺术缺点也趁此讨论一下：他早年所作《赵子曰》和《老张的哲学》两部讽刺小说，虽然滑稽有趣，但有许多读者怪他意味浅薄，这决不是过分的批评。原来讽刺文学很像讽刺画，你替某人画一张讽刺像，无论你把他画成大鼻子也好，长腿也好，大肚皮也好，但总要将那个人的神气表现出来，使人一看即知道所画是谁。若将那人神气失掉，甚或画人而画成一只狗、一条蛆，便不对了。《猫城记》以猫国影射中国，就像《镜花缘》的海外诸国和英国史惠夫特（Ｊ．Ｓｗｉｆｔ）的《高里弗游记》（Ｇｕｌｌｉｖｅｒ’ｓＴｒａｖｅｌｓ），用笔本来可以比较自由，但所有猫国的城市、住宅、古物院、教育、政治、军队，人民日常生活的情形，并不一一针对中国？有些地方太过火，像关于教育那一段；有些地方空洞浮薄，不关痛痒，像关于新旧学者那一段。李长之说：“说到文艺，我不承认《猫城记》是好文艺。我觉得它是一篇通俗日报上的社论，或者更恰当一点，它不过是还算有兴趣的化妆演讲。”我颇同意。

老舍描写人物有时带着浪漫意味。《离婚》中的丁二爷原是个傻瓜，但他后来居然能暗杀小赵救了张大哥一家，这很像英国狄更司小说中人物。狄氏的《块肉余生记》、《双城记》、《孝女耐儿传》等书都曾有一个不足齿数的蠢人，机巧地做出一种义侠行为。但狄更司小说究竟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老舍的小说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现代的中国有没有丁二爷这样人是一个问题，如其没有，则老舍不该这样写。

老舍的出生

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

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
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
在我降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皇城的什么角落值班。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自古为然。姑母是寡妇，母亲与二姐①也是妇女，我虽是男的，可还不堪重任。
　　①依实际情况，《正红旗下》中的二姐应该是老舍的三姐。

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幸而大姐及时地来到。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大姐把我揣在怀里，一边为母亲的昏迷不醒而落泪，一边又为小弟弟的诞生而高兴。二姐独自立在外间屋，低声地哭起来。天很冷，若不是大姐把我揣起来，不管我的生命力有多么强，恐怕也有不小的危险。
在生我的第二天，虽然母亲是那么疲倦虚弱，嘴唇还是白的，她可还是不肯不操心。她知道：平常她对别人家的红白事向不缺礼，不管自己怎么发愁为难。现在，她得了“老”儿子，亲友怎能不来贺喜呢？大家来到，拿什么招待呢？父亲还没下班儿，正月的钱粮还没发放。向姑母求援吧，不好意思。跟二姐商议吧，一个小姑娘可有什么主意呢。看一眼身旁的瘦弱的、几乎要了她的命的“老”儿子，她无可如何地落了泪。
第二天早上，二哥福海搀着大舅妈来到。
他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我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有爱玩小牌儿的，四吊钱一锅。您一丁点心都别操，全有我呢！完了事，您听我一笔帐，决不叫您为难！”
他的确有些本领，使我的洗三办得既经济，又不完全违背“老妈妈论”的原则。
正十二点，晴美的阳光与尖溜溜的小风把白姥姥和她的满腹吉祥话儿，送进我们的屋中。
白姥姥在炕上盘腿坐好，宽沿的大铜盆（二哥带来的）里倒上了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冒着热气。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并说着吉祥话儿。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也随着“连生贵子”等祝词放入水中。这些钱与东西，在最后，都归“姥姥”拿走。虽然没有去数，我可是知道落水的铜钱并不很多。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不感谢白姥姥的降格相从，亲自出马，同时也足证明白姥姥惹的祸大概并不小。
边洗边说，白姥姥把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又一句不减地说出来：“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大家听了，更加佩服白姥姥——她明知盆内的铜钱不多，而仍把吉祥话说得完完全全，不偷工减料，实在不易多得！虽然我后来既没作知县，也没作知州，我可也不能不感谢她把我的全身都洗得干干净净，可能比知县、知州更干净一些。
洗完，白姥姥又用姜片艾团灸了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因此，我一直到年过花甲都没闹过关节炎。她还用一块新青布，沾了些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我就在这时节哭了起来；误投误撞，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在老妈妈们的词典中，这叫作“响盆”。有无始终坚持不哭、放弃吉利的孩子，我就不知道了。最后，白姥姥拾起一根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候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
这棵葱应当由父亲扔到房上去。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父亲回来了。屋中的活跃是无法形容的！他一进来，大家便一齐向他道喜。他不知请了多少安，说了多少声：“道谢啦！”可是眼睛始终瞭着炕中间。我是经得起父亲的鉴定的，浑身一尘不染，满是槐枝与艾叶的苦味与香气，头发虽然不多不长，却也刚刚梳过。我的啼声也很雄壮。父亲很满意，于是把搭裢中两吊多钱也给了白姥姥。

留在太平湖的记忆与思索--老舍之死访谈实录

自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至今，已有若干年了，但"老舍之死"的话题至今没有结束。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悲剧命运的缩影。本文作者傅光明先生从1993年下半年起，断断续续地采访了许多作家、学者、1996年8月23日"红色风暴"中北京文联批斗老舍的现场见证人及老舍的家人，以从中获取值得思考的资料，结集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已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现先节录一部分发表，以飨读者，并以此纪念老舍先生。 　　--编者 　　

老舍夫人：老舍出事后，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钏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舒乙：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 （老舍先生长子，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我走到父亲尸体旁一看，他仰面躺在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的一条小路上。他的头朝西，制服凌乱，但也许是经8月骄阳晒了一天，已干了。父亲穿着布鞋，还比较干净。看得出来，公安部门、法警、派出所来验过。父亲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有一个席子盖着他，估计是白天有人好意给他盖上的。

这时夕阳还在，我就退出来，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后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觉得，现在回忆起来眼前是一片黄，也许是夕阳的黄，也许是席子的黄。我坐在那儿等母亲。此时思绪非常复杂，想了很多事情。我当时主要是特别可怜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竟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伤。这时候，天好像变了。我来时还有很大的太阳，突然天阴了，下起了蒙蒙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挡不住，父亲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亲早点来。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我感觉脸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很感谢这雨水，因为它可掩盖我的泪水，可以陪着我一块儿落泪。大概到了九十点钟，街上快没车了，母亲还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来去迎她。这时母亲实际上已经来了，她找不到我，因为天太黑了，一个路灯也没有。她在湖边叫着我的名字，她这种急切的声音被看湖的人听见了。看湖的人告诉她在这个地方。母亲是坐着火葬场的车来的，这样就把父亲运到火葬场了。收尸的时候没有交证明，火葬场说第二天还要把证明拿来，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场，给他们证明。是两个姑娘接待我的，这时尸体已经处理完，他们说不能保留骨灰。

后来搞的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次追悼会和平反会。但骨灰盒是空的。我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的眼镜、一支钢笔、一支毛笔放进去。他平常喜欢喝茶，喜欢花，我们就把花茶中的茉莉花拣出来放在里面，用这几件东西代表他。很久后，我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北京城旧城西北角的外面有一个太平湖，而城里相对应的这个地方叫观音庵，这是我奶奶的住地。我恍然大悟，父亲等于是来找他的母亲，这个房子是他当了教授后买给自己母亲的。当他丧失了一切，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宿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他在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将以自己的身体，投水殉职。那天坐在父亲尸体旁，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在他投湖的湖面上，飘着很多纸，是他带进去的，有人捞上来看，是他抄写的毛主席诗词，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欢抄毛主席诗词。据目击者说，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张，在他跳湖时，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后来，北京市文联的人把手杖、眼镜、衣服、工作证等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几乎都还给我们，唯独没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们猜想他在这上面写了东西。他一个人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夜,有笔,有纸,他自己又是写家,他当时情绪又是非常之激烈，肯定写了东西，这几乎是不用怀疑的。我们追问，却得不到回答，是公安部门转上去的。当时有人还编了很多谣言，说他来太平湖是在念《三家村札记》，这是正式的谣言，是上面传下来的"口径"。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到现在也没有解开。

冰心：他这个人脾气很硬 　　

我觉得老舍自杀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写的小说里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被人打，他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听说他死，我一点都不奇怪。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季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这人又很乐观，平常什么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忽然有人对他那样批斗，他是受不了的。

曹禺：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我听到老舍的死讯很难过，同时我很气愤。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说老舍先生自杀是不对的，他是真正的抗议呀，抗议"四人帮"，抗议"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压迫、迫害。他一生勤恳、热忱。他很自信，做了很多好事情。当然不只是好事情了，还写出了了不起的大著作。他怎么会在"文化大革命"受这么多的摧残，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呀。

端木蕻良：屋里还有一张床空着呢，等着他来 　　

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衰的插曲。我特别悲痛。我还能写东西时，写了一篇叫《打屁股》的文章，记录了我们一起在8月23日那天挨斗、挨打的情景。那天是自我批判，一个个出来在太阳底下撅着，在背上贴上工资、等级等，然后又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我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出去就是西单商场。本来我想和老舍说，我们从后门溜出去，但又想："不行，这样一来就该罪加一等了。"我们被拉到文庙后，就用黑红棍打屁股，当时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这是在戏台上用的。但我不敢笑，就咬着舌头。

当时老舍也被打得很厉害。有人问我："哪个是老舍?"我说："我头低着，看不见。"他离我不远，穿着西装外套。过后文联的人想办法把老舍送到公安局，这样保险些，不至于被打死。 　　

后来，当造反派告诉我们"老舍不会回来了，是自绝于人民"时，我不大信。老舍这人是很乐观的，我不相信他会自杀。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集中到一个小屋里，还有一张床空着呢，等着他来…… 　　

一个作家对人民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作品来展示，老舍当时还在写《正红旗下》，没有完成十分可惜。他的生命不至于那么短。他有好多事可以做，好多东西可以写，别人无法代替他写东西。 　　

曹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我现在都觉得是个谜 　　

自1954起到老舍去世前，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经常与老舍先生在一起。他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曾大口吐血。出院的第二天即8月23日，他早上8点钟就来到北京市文联。我们惊奇地问："你刚出院，怎么来上班了?"他说："这是个大运动，应该参加，感受感受。" 　　

当时文联已乱得一塌糊涂，墙上名家的画也没了，贴满大字报。中午，老舍准备回家，但专给他开车的司机已被通知不再给"权威"开车。我对老舍说："给你弄点吃的吧?"他很沉重地说："不要。"我又建议他在沙发上休息。此时，看得出老舍心里很不宁静，他只抽了1/3的烟就掐掉了。接着又点上一支，又掐掉。不会儿，烟缸里有了好多烟头。 　　

下午约2点多钟，一群红卫兵冲进文联。开始打的是萧军。老舍起初没被揪出来，他还站在院子里看。我总想走近他说一声:"你赶紧回去吧."可走到跟前又不敢说。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我现在都觉得是个谜。也许他想不会揪他的。但后来有人点了他的名，他很快就被揪出来，眼镜也没了。之后，老舍被推到汽车最后的一个角落里拉到了文庙。2个小时以后，老舍从文庙回来已面目全非了。那天，有人提出了"老舍因《骆驼祥子》拿了美国的版税"这个问题，老舍说："没有，我没拿。"红卫兵们尽管不知道什么是《骆驼祥子》的版税，但一提美国还得了，当时的美国就是敌人。红卫兵一听就要揍老舍。 　　
第二天下午，我听到老舍在太平湖跳湖了，脑子傻了一般，直掉眼泪。老舍为人和蔼、谦虚，但性格倔强，在这样的狂暴面前，让他低头是不容易的，我想他大概是宁死不屈。 　　
葛献廷：在文庙是我让人"把老舍押回去"的 　　

我当时是文化局筹委会的副主任。文化局与文联在一个楼里。8月23日下午1点半，文化局的人强迫著名作家萧军去挖煤，萧军不服。文化局的一部分干部越强迫，萧军就越反抗，围的人也越多。这是"8·23"事件的导火线。强迫之下，萧军没办法了，文联的端木蕻良、骆宾基也被揪出来去劳动。 　　

那天，当我听说革命群众与萧军打起来，就跑去看。我正劝萧军去劳动，文化局接到一个电话，说国子监的一个印刷学校要焚烧北京京剧团等放在那里的"四旧"即旧行头、戏箱之类，必须让文化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到现场作为罪人出现。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决定接受印刷学校革命群众的"最后通牒"，准备带"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人到现场去，于是在文化局院里广播宣布。在这过程中，文化局院里就乱了，我和你有仇就揪你，你和他有仇就揪他。这一揪就是几十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 　　

我感觉问题严重了，打电话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请示怎么办?有个姓吴的一般干部接的，他说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都不在，要高姿态，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好像还说了句"不许挑动干部斗学生"。我打电话时是下午3点左右，亲眼看见老舍衣着整洁地从电报大楼胡同往文化局院里走。而此时，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们也已来到了文化局大院。 　　

我看见老舍刚走到北京市文史馆，离我打电话处有30余米。这时文联的一位司机随便地对红卫兵们说："你们看，那边来的那个老头，是这个院里最大的权威--老舍。"于是学生们就把老舍喷气式地揪到30多人当中。 　　
老舍被揪后，文化局革命筹备委员会又开会，多数委员同意揪出来多少，就拉多少去国子监，最后派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押送。 　　

我到国子监时，看见老舍坐着，脑袋被打破了，血往下流。我知道老舍的分量，就对红卫兵讲："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有口供了。"我又问老舍："你知罪不知罪?"老舍说："我知罪。"我就说："把老舍押回去。"费同志和卫同志赶快找了块唱戏的水袖，给老舍包扎一下伤口，架着他往外走。当时，我不能指责红卫兵而公开地保护老舍，那样连我自己也生存不了。后来我又说："把被揪的年龄大的、血压高的人先撤回去。"再后来，我被揭发时，"造反派"说我在这次批斗会上把问题最多的人先拉回去，便给我扣上"葛老保"的帽子。 　　

王松声：在汽车上老舍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是北京文化局艺术处处长，"8·23"事件中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那天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揪出来的人都站在一起，有三四十人。我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是用打字纸的盒子用线儿一拴做的，我刚被押上车，就见老舍也被架上来了。我在一个角，老舍在另一个角。押我们的红卫兵拿着皮带，让大家低头，有的人跪下，有的人蹲下。我和老舍都蹲下了。 　　
这时，老舍问我："松声，你是怎么加事?"我说："你别问了。"从他的问话里证明，对这个突发事件，所有的人都没有准备，阴差阳错凑在一起发生了这么个事情。 　　押我们的红卫兵都是女孩子，梳着两个刷子，扎着一根皮带。那会儿刚时兴塑料凉鞋。我一看，想起自己的女儿那几天也是这样的打扮，一天到晚出去也是拿个皮带抡。我们被押的人一路上谁一探头，就会遭到一皮带，并被吼斥："低头!" 　　

女八中的红卫兵那天为什么来北京市文化局大院呢?当时有个文化局艺术馆的干部，每年给她们排舞蹈。他那日看萧军不服管教，就打电话请来了救兵。 　　

等我们到了文庙，戏箱等"四旧"已烧起来了，我们三四十人统统围成一圈，跪在火场。火烧得很厉害，红卫兵每人拿着藤子、棍子、刀枪把子，一边挑火、一边扔。 　　

他们头一遍问我们什么出身，自己报，出身好就不打，出身坏就打一两棍子。第二遍问什么职务，又打一轮。第三遍问挣多少钱，又是打。当时有个红卫兵叫我跪下，我正犹豫时，后头被踹了一脚。我一下趴在那儿，接着藤棍子"呼"地过去了，幸好我被踹趴倒，否则打在后脑勺上，至少也打蒙了。我心想若是谁被打死了，只要有人喊一声："扔到火里烧了他!"没有人会说不字，也就烧了，打死也就打死了。 　　围在火堆时，我看到了老舍挨打，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听人喊"有病的，起来先回去"，老舍他们先回去了。我属于少壮派，留下来被剃了阴阳头，当天晚上又被关在后院里了。

赵大年：老舍当时已有"宁为玉碎"的想法 　　

老舍当时在文学创作上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这对一个名作家、老作家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在"文革"中挨斗、挨打是他死的直接原因，但"左"的文艺政策也扼杀了很多人。当时他与周总理的联系是有中间人的，即原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和北京的文教书记邓拓。这两人当时也"完"了，邓拓首先自杀。老舍1966年8月23日去文联时，不但知道邓拓自杀，而且与周恩来断了联系，他不理解了。康生叫他出院，他已经没有摸底儿的渠道了。这是我猜的。那时老舍的地位不是不高，又是国务委员，又是人民艺术家。"文革"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是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在那时爆发并走向极端了。回过头来想，老舍对此的认识也是一步步的。到"文革"，他绝望了。1965年，老舍作为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团长，曾同水上勉和井上靖讲过玉壶的故事。从中已能看出老舍当时已有"宁为玉碎"的想法。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一些批示他都知道。"文革"不是偶然，老舍之死也并非偶然。"宁为玉碎"是老舍性格中的一个东西，所以后来巴金痛哭："怎么让他替我们死了呀!"巴金当时也挨整，但老舍的性格就更强烈。与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丁玲、冯雪峰、胡风、夏衍、艾青相比，跟得紧、拼命写作的显然是老舍嘛，而反差最大的、自杀的还就是他。当然，他这种自杀也是一种抗争。

老舍，伦敦逼成的作家

都知道老舍是在伦敦居住5年，接触英国文学，才成为作家的。很少有人了解是异国生活的孤独寂寞和贫困，才把这个中国年轻人逼上写作道路。
　　老舍的父亲是旗军，每月仅3两饷银，全家生活本已十分困窘。庚子之役，父亲死于北京护城之战，连这点收入都消失了，全家靠母亲缝补浆洗得些微收入免于成为饿殍。长子舒庆春好不容易读些书，成为小学教师，在民国初年，这是个受人尊敬的工作，报酬还算不错。1922年老舍受洗入基督教，并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学英文。此人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由他介绍给在北京的伦敦传教会伍德小姐，聘为东方学院教师，任职5年。因此，1924年9月，25岁的老舍来到伦敦。小说《二马》中记述了他第一天踏上异国国土所感到的茫然心情。
　　老舍在东方学院任教，聘期5年，年薪仅250镑，每个月仅20镑，而当时一般学生在英国的生活费每年300镑。从如此低的工资中老舍还要省出钱来寄回中国，赡养母亲。据宁恩承回忆，当时的老舍，“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
　　老舍的工资一直没有增加，直到1926年夏，老舍才给东方学院院长写信要求提薪。信中说：“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250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措词虽不亢不卑，但窘迫之情可见。
　　同时，老舍也尝到了异国生活孤寂的滋味。他后来说：“据我看，一个人即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与他们交朋友……至于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
　　老舍在伦敦的朋友，主要是一些中国学生，当时有“六君子”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但老舍最好的朋友是许地山。那时许地山已是成名作家，而老舍尚没敢做作家梦。两人相知莫逆、无所不谈，甚至能在街上站着谈三四个小时。可惜许地山不久去了牛津，只能偶尔来往。
　　老舍后来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承认：“25岁我到英国去。倘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了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在众多作家中，他渐渐迷上了两个人，“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而康拉德，“他的结构方法迷住了我”。
　　在伦敦的第二年，他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取材于他在北京的小学教师和草根群众的政治社交活动。写完后，许地山正在伦敦，许读后大笑，大约没想到这个谈吐颇为机灵的青年写作也那么幽默。老舍问他评价如何，他不置可否，代为寄到上海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处。两三个月后小说就发表了。这几乎是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有分量的长篇小说，虽然其中的夸张带着过于明显的狄更斯标记。一年后，完成第二部长篇《赵子曰》。又一年后，完成了以伦敦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二马》。
　　1929年6月老舍结束在英国的教职，去欧洲旅游，并续写《二马》的下半部，依然是爱情小说，名之为《大概如此》。后来老舍追寻康拉德小说的轨迹，到了南洋新加坡，这部小说搁置一边而永远没有完成。

舒乙撰文追忆老舍自尽始末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中被发现的。一位住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来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湖边顶多有十几步。演员看见的是一点点露出水面的后脑部。演员跑去喊人，附近没人，只有远处有几户湖边的渔民。人们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他的全身已经很凉很凉。人们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的人们哗然，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外的西北角。市文联的人、地段派出所的人和法医都到了现场，不知是谁找来一领破席，把他盖了起来。
　　据公园看门人说，头一天(指1966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老人手里还拿了一卷纸。清晨，湖面上的确漂浮着一些纸张。纸张也被小心地打捞了上来，是手抄的毛主席诗词，字有核桃般大小，是很工整的父亲特有的毛笔字。字里行间还有没有现场写的什么遗言留下来，则又是一个更大的谜。因为他有纸，有笔，有一整天的时间，有思想，有话要说，而且他是“写家”。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开始可怜起父亲来。算起来，他整整两天两夜没吃过东西，没喝过水。他大概也像我这样，在这里，呆呆地坐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而这一整天和半个夜晚他是怎么过的呢？他的思想该有多复杂，多痛苦，多矛盾。他一闭眼，一定，一生都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一睁眼，又会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我不敢往下想，可是又驱散不了这些想法，于是，想想停停，停停想想，越来越混乱，最后只剩下替他感到难受。 　
　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行驶的声音了，我想，母亲也许应该来了，我便站起来跑到大街上迎她。谁知，就在这当儿，母亲和火葬场的人一同坐着车到了太平湖。她不知道父亲躺在什么地方，她便喊着我的名字往后湖的方向走。她的急切的嗓音感动了公园看门人，经他指点才算把父亲抬上了去火葬场的车。等我赶到火葬场补办手续的时候，两位办手续的姑娘看着我递过去的“证明书”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他是这样被处理的第一位。”所谓“这样处理”，就是不得保留骨灰。 　
　就在父亲被彻底遗弃，甚至连骨灰也一起被遗弃的同时，国外在对父亲的遭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文学奖。后来，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被证实，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杰出文学家，依然是一位亚洲人。消息传来，人们又一次痛感：老舍先生的死的分量多么沉重。 　
　直到死，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他心中所关心的，并不是后来被随心所欲地到处乱扣的那些大帽子，而是对人民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无愧的。他用死去证明了这一点。 　
　在父亲去世前二十多天，在人民大会堂，父亲遇见巴金先生，他郑重其事地向巴金先生说：“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他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参加运动的，同样，怀着这样的信念，他迎接了8月23日的风暴。正是这几个字构成了活跃在父亲大脑中的最后几个字。
　　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小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 　
　十八年后的1984年，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拍照完父亲舍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遗址的时候，城市的喧闹重新包围了我们，阳光斜照着德胜门楼，我突然想起了《茶馆》的结尾。王老掌柜和父亲自己的结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那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和眼前的阳光也是何等地酷似，我吐了一口长气，踏踏实实地感到：悲剧终于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