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大師巴金

（一）巴金百年人生大事年表
    1904年，1岁，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大家族。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
    1909年，6岁，在父亲李道河任所——四川广元县衙内——家塾就读，除随先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传统蒙学读物外，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
    1911年，8岁，辛亥革命爆发，父亲辞官。随父母返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
    1914年，11岁，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一生影响颇大，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1917年，14岁，父亲病逝，大哥挑起长房生活重担，大家庭矛盾加剧。自是年起，巴金在晚间随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香表哥学习英文。
    1918年，15岁，秋季入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从香表哥学习，其间直接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等英文原著。
    1919年，16岁，“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涌入四川。巴金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各种新刊物。
    1920年，17岁，祖父病故，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为加剧。读克鲁泡特金《告少年》、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及《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文章，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其后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这一年还有一件可记的事，巴金参加了成都学界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这是巴金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1921年，18岁，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以“芾甘”为署名，发表了有生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年，参加并组织了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了《均社宣言》。从此，巴金开始以“安那其主义者”自命。
    1922年，19岁，七月，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共十二首）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巴金发表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1923年，20岁，秋季入上海南洋中学；年底赴南京入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
    1926年，23岁，《五一运动史》于是年四月出版，该书是目前所见的巴金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1927年，24岁，一月，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二月抵巴黎，沿途写有《海行杂记》三十八则。是年，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巴金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1928年，25岁，八月，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译著托洛斯基《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载于十月十八日《东方杂志》第十五卷。此文较《灭亡》早发表近三个月，是以“巴金”署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
    1929至1933年辗转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出版《家》、《雾》、《雨》等代表作品，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
    1934年底赴日本。1935年4月6日，住处被日本警方搜查，并被带到神田区警察署拘留14个小时。同年8月，由日本回国，任上海文化生活社总编辑。
    1936年10月初，巴金与鲁迅、郭沫若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与茅盾编《呐喊》；后上海陷落，辗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完成《春》、《秋》等大量作品。
    1944年5月，在贵阳与相恋8年的萧珊（原名陈蕴珍，1917生，浙江宁波人）结婚。年届四十，巴金终于找到至爱。
    1946年，43岁，8月到12月，《寒夜》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次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也是巴金建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

（二）巴金百年人生大事年表
    1949年6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常务委员和文协（后改为作协）常务理事。9月，在京参加政协会议，当选政协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
    1952年，正是“朝鲜战争”时期，赴朝鲜战场实地访问8个月，写出了大量催人泪下的文章。电影《英雄儿女》，即是根据他此时采访写下的小说《团圆》（《团圆》最后写成于1961年7月；1963年，毛峰、武兆堤将其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改编的。
    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
    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
    1973年，70岁，“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1977年，74岁的巴金恢复写作权利，于是年五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
    1979年，76岁，四月，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赴巴黎访问，这是他自1928年离开法国后的第一次重访。是年底，《随想录》（第一集）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这是巴金复出后最重要的文集，主张说真话，主张对“文革”进行反思，提出了作家的“责任”问题。
1981年，78岁，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得到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臧克家、曹禺等作家的赞成和支持，该馆筹备委员会于本年12月在北京成立，巴金、谢冰心、曹禺等九人为委员。
    1991年，88岁，致信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学术研讨会，申明“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1993年，90岁，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及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奖。
    1999年，96岁，二月八日，春节期间因呼吸道感染突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送华东医院抢救成功，但因年高体弱病情反复，从此未能出院。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为被命名为“巴金星”。
2003年，11月25日，巴金的人生历程超越了一百岁的界线。

（三）巴金简介
    巴金走过了一个世纪。在这变幻的100年中，他有过成功的欢欣，有过屈辱的磨难，有过痛苦的忏悔，有过平静的安宁。巴金的人生，映照着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坎坷而不平凡的命运。对巴金的祝福和纪念，也是对上个世纪许多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怀念，是对我们的民族经历的百年风雨的记忆与思索。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巴金以《家》、《春》、《秋》等一批长篇作品影响了几代青年人，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巴金在文革结束后所著的《随想录》，更是以中国第一部敢说真话的作品而著称，被誉为“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著作，标志着巴金的创作进入了巅峰。而这部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巴金不畏生死，率先直面自己，以无畏的勇气拷问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发出了人人想说，人人都觉得应该说但人人都没有勇气说的真实的声音，对文坛和社会的震憾，石破天惊。
    巴金，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
    “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于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修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该作品从1929年1月在《小说月报》以“巴金”署名连载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1928年冬，巴金回国后寓居上海，数年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31年在《时报》上发表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首曲”——《家》，该作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巴金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又创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 《神》、《鬼》。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巴金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1985年由他倡议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等殊荣，成为中国文坛的泰斗。
    届今，这位文坛老人已跃过百岁人生界线，成为古往今来、中外东西最年长、也最受人尊敬的文坛作家。

（四）少年軼事
    巴金于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用他后来的话讲，他“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他的童年。
    但巴金与许多出身于华贵的人不同的，他在被唤作“四少爷”的同时，却最愿意与仆人们在一起，喜欢听这些人讲他们各自的悲惨故事。
    轿夫老周，即是那时巴金最常亲近的人。巴金常在马房里听他讲故事。那时在他们家的马房后，有一个轿夫们的厨房。他们做饭时，巴金就去帮他们烧火。坐在灶前的一块石头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进去，结果常常把火弄灭了。这时，老周就把他拉开，用钳子往灶膛里捅几下，火又“蹭”地冒了起来。放下钳子，老周告诉巴金：“你要记住：人要忠心，火要空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记者与巴金聊天，他很悲哀，说自己这辈子没做什么，现在又成为大家的包袱。记者安慰他，说他的那些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巴金却哀哀地说：“我的几百万字作品，还不及老周的八个字。”——老周的八个字，就是：“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可见，巴金不仅记住了这八个字，而且深深地把它们刻在心扉上，融化在血液中。
    在富裕的环境里，小巴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他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巴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5岁那年，仁慈的母亲深深地责备了三哥，事情的起因只因为三哥打了丫头；父亲在审案时动用毒刑，经母亲劝说过后不再用刑……母亲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爱的种子。
    母亲交给了小巴金要“爱一切人”。所以在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
    “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在巴金的心灵深处，暗暗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巴金通过《灭亡》中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五）筆名“巴金”的來歷
    巴金的本名，即学名叫李尧棠，号芾甘。此外他还有一个小名，叫升麐；他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一个兄弟的小名叫开麐，都是依“麐”字排下来的。
    成年后的巴金，除“巴金”之外，还用过“壬平”、“极乐”、“佩竿”、“黑浪”等笔名。后来，巴金曾回忆说：

    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时间太久了，有些事一时记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忆起来。

    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许多人猜测这两个字来自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实不然。巴金在八十年代接受青年学者陈思和等人采访时，曾说：

    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于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除此之外，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写给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也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巴”，显而易见指的是那位早逝的同学巴恩波；至于“金”，不难见到其实指的就是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1842～1921；Kropotkin，PiotrAlekseevich）是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地理学家和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活动家。他流寓英国约30年，潜心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著述，继承并发挥P.J.蒲鲁东、M.A.巴枯宁的学说，提出一整套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巴金15岁的时候，无意中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的。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但“巴金”这一名字用得最多，也最为大家所熟知。从“巴金”这一笔名的来源，不难看出巴金本人对友谊的怀恋和对信仰的坚决。

（六）巴金和無政府主義
    有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飞重庆，在谈判的余暇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巴金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
    这个故事足以表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也可看出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在中国的影响。
    巴金是15岁那一年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的。那时正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一本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七）真實的巴金
    晚年的巴金，曾经说“长寿是一种惩罚”。他不只一次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年纪太大了，对别人是负担，自己又不能工作，是一种在而不健，生存就没有意义了。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把心掏给作者，把作品拿出来跟大家交流，失去了这一切以后，他就觉得自己生存实在是没有意思，何况又确实真是很痛苦。
    巴金年轻的时候，为了创作，经常熬夜。有时编刊物的朋友们逼稿，刊物又不能延期，他就常常熬夜。巴金后来说：“那时身体好，不怕熬夜。”
    一般的印象中，许多作家都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看到什么好的素材，就先抄下来。但巴金却没有这一习惯，他身边从来不带什么小笔记本，写小说之前也没有事先写提纲的习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家，例如茅盾，在写小说之前，都是要写提纲的）。
    至于巴金写作时的状况，令后世感到最好玩的，是他夏天进行创作时的情景。80年代，他与姜德明在一次闲谈中曾说：

    我年轻时很怕热。夏天，我喜欢打赤膊写作。光着背，只穿一条短裤。

    巴金后来还回忆说：“我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写作。火车上、轮船里、小旅馆的油灯下，临时主在的朋友的家里，……什么地方都可以写。抗战期间，我随身带着一块墨，走到什么地方，找个小磁盘，倒上一点水，磨好墨就写。除了一枝笔，我是一无所有。”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马绍弥是巴金的养子，母亲罗淑在生下绍弥20天后，得产褥热病，不幸逝世了。11岁那年，父亲马宗融又在贫病中逝世。马绍弥的父亲生前是复旦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是巴金的朋友。巴金在料理完友人的丧事后，便把绍弥接回了自己家。从此，马绍弥成为巴金家中的一名成员。
    小学毕业那年，马绍弥拿着学校发的履历表为难了。因为他不知道，在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这些栏目中，该怎样填？回到家，绍弥将履历表交给巴金。巴金看了看，在家庭成员一栏中填下这行字：

    李尧棠父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职员。

    写完后，巴金又关照了一句：“你以后就这样填。”
    此时正是50年代初，“巴金”之名早已蜚声文坛，新中国一成立就在文化界担任要职。但是，在巴金心中，他只不过是一名编辑，一个职员。

（八）愛國的巴金
    年轻时的巴金，尽管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一直是巴金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两部分。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巴金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奖项，但在每次答词中，巴金从来都不把荣誉归为自己，而是国家。在接受法国荣誉勋章时，巴金说：“这次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期间，巴金与叶圣陶先生相遇，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眼相互注视着，不觉都热泪盈眶。原来，在此以前，在香港的叶圣陶误听别人传言，以为巴金去了台湾，非常着急。于是，便写信给在上海报界工作的黄裳，表示惋惜。黄裳把叶老的关心转告了巴金，巴金很感激。确实，曾有人劝巴金移居海外，但是巴金没有听。他觉得，既然人民拥护共产党，他就应该留下来，和人民在一起。
    “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巴金经常这样说。1979年，巴金从“文革”的磨难中走出后，重访青年时代留学的巴黎。每天早晨，静静地坐在窗前椅子上，他说，他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上海的淮海路，北京的长安街，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他想念祖国，想念亲人。

（九）巴金談文學
    巴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有人把文学的作用，一会儿说得很高，好像能治百病；一会儿又不重视，随时可以把一些作家、作品打下去。其实，文学的作用主要是长期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我文章中反复讲，说空话没有用，还是做点实际事情好；我写了几百万字，很难看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想做些实际工作，可是又不会做。我就有了矛盾，有了痛苦。我只能写写文章，努力写真话，结果还是好像讲了空话。

    巴金所坚持的，正是“水滴石穿，潜移默化”的文学观，他的“激流三部曲”是这样，《随想录》也是这样。

（十）巴金的晚年的兩個願望
    巴金晚年一直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现代文学馆，第二个是文革博物馆。
    1985年巴金即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觉得，很多的资料散失在私人手里，不能集中起来供研究者去研究，是一件很大的损失，他就希望有这么一个机构，能把我们国家那么多年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料放起来供人研究。他看到中国兴批判，批判以后这些文章就见不着了，这种博物馆性质的馆藏，它虽然不说话，但它在那儿摆着，后人就可以根据这个能够发掘一些里边的内涵，能够更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如果还保存在私人手里，再遇到文化大革命就全完了；如果在一个国家机构里就能得以保存。所以他特别希望有一个机构能把这些资料完整的、完好的保存下来。
    现代文学馆的愿望，巴金已经实现了。现在对于他而言，还有一个，那就是修建“文革博物馆。”对此，巴金曾说：

    我写文章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收到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信，都赞成这个意见。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赞成。只要经过“文革大革命”的，没有人会不赞成。“文革”已经过去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和物质的灾难，永远留在历史上，这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我写了几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


（十一）《隨想錄》是部什麽樣的書？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随想录》。对巴金写作这部作品的背景，《巴金传记》是这样说的：

    “《随想录》的那篇短短的‘总序’和谈影片《望乡》的第一篇，都是1978年12月1日写的，同时发表在同月17日《大公报•大公园》上。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因为第二天，12月18日，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开幕。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针和政策’。……三中全会的召开，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表示全中国的人，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到一个普通的作家，都在深思同一个题目：过去的那一切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今后的路要怎样走？”

    巴金的思考就写在这本《随想录》中。全书五集一百五十篇，包含了作者对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思考。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他提出了一个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的主张：

    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人们无从预测一座叫做“文革博物馆”的建筑物何年何月才会出现在地面上，但是，正如一些评论巴金的文章所指出的：“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一座袖珍的‘文革’博物馆。假如他年真的有那么一天建成了这博物馆，那么这书将是博物馆的最详尽的说明书。”
    另外，巴金也和他的养子马绍民说过，他的所有作品中，他最满意的是《随想录》。

（十二）巴金故事•錢是用來買書的
    巴金大部分的藏书，现在都已捐出去了。但在原先，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都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

    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一•二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一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

    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十三）巴金是怎麽走上文學之路的
    巴金在怀念他大哥的那篇文章里，曾经很沉痛得说过这样一段话：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跟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1923年，巴金从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之后的1927年1月，巴金登上了远赴巴黎的航船，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当时的愿望是到法国学一门可以“兴家立业”的技艺。
    然而到法国后，在无政府主义发源地的法国，各种思想毫无疑问地冲击着巴金那颗年青的心，同时，国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也触击着他的心灵。
    那时的巴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感情无法宣泄，无处倾吐。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让年青的巴金无法入眠，在接下来的一个个无眠的夜晚，巴金用笔开始宣泄他的爱与恨、悲哀与欢乐、受苦与同情、希望和挣扎。于是，便有了《灭亡》。再之后便有了《家》及“激流三部曲”，遂一发而不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