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沈从文

平常的沈从文

尊敬的吉首大学主人，谢谢你们的邀请，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以半个主人的身份欢迎各位的光临。
　　从1946年开始，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作出一个这方面有趣的学术报告，现在却不行了。沈从文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中，他自己的序言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50年代中期，现在90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间却正方兴未艾。

　　在平常生活中，说到"伟大"，不免都牵涉到太阳，甚至有时候连毫无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虽然它只是一点太阳反射过来的幽光。沈从文一点也不伟大，若是有人说沈从文伟大，那简直是笑话。他从来没有在"伟大"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他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他不过只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象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在密罗紧鼓的反右前夜，他在上海写给表婶的家书中就表示："作家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共产党呢？"（大意）这倒不是说他对党的政策有深刻的认识和紧密关系，甚或是聪明的预见，他只不过是个文艺属性浓密的人，写不写得好作品，他认为是每个人自己才情份内的事。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3个专家来找我，据说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服式制度上出现了怀疑，因此考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不是，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先征求他的同意，同意了，我们便到他的家里。

　　他很愿意说说这方面的见解。

　　在他的客室里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翻，然后说：

　　"……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华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

　　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那一次会面给我留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住的是，他跟大家还说了另外些话。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这几十年中我们相处的时候，很少有机会谈到学习改造，更不可能谈到马列主义。在我几十年印象中，他跟马列主义的关系不太大。有时候他在报纸上发表有着自我改造的文章，末尾表决心时总要提到"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我也半信半疑了。我想，像我们这　　一类人，似乎是不太有资格谈马列主义……

　　没想到，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研究上开创一个好大的局面！用得这么实在、这么好。把文物研究跟哲学原理联系起来得出丰硕成果的竟然会是沈从文！

　　在那次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说："……这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在文学方面，我只读他的书，交谈得少，原因是漫长动荡的年月中没有这种心情。我认为文学仍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中心，他也不愿接触那处"痛感神经"。因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游徙。

　　他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味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文革"一开始，他吓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

　　这个王八蛋，他到底揭了些什么事？我也不好再问他"你个狗日的，你到底揭发些什么？"他是个非常善良的胆小鬼，他一定会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我恨不得给他脸上两拳，他身体不好，他经不起……

　　我连忙去告诉表叔。

　　难以想象地，表叔偷偷笑起来悄悄告诉我："会，会，这个会这样的，在昆明逃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人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他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铁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在解放军监管下劳动了3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我怎么能来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来，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阙：

　　"闻道双溪春尚好，也宜泛轻舟；只恐双溪昨蚱蜢舟，载不住，许多愁……"

　　在双溪，身边我任何参考，任凭记忆，完成了21万字的服装史。

　　他那种寂寞的振作，真为受苦的读书人争气！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

　　"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娓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钱先生道德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四人帮"时代，江青让人请他去参加人民大会堂国宴，他告诉来人说：

　　"我不去！"

　　来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了名的……"

　　钱先生仍说："呵！呵！我不去！"

　　来人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不！不！"钱先生说，"我身体很好！"）

　　表叔桌子上有具陈旧破烂的收音机，每天工作开始他便打开这架一点具体声音都没有只会吵闹的东西。他利用这种吵闹声作屏障隔开周围的繁嚣进行工作。

　　他是利奥纳多·达芬奇类型的人。一个小学毕业甚至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到准确结论，赖着脸皮说，我们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对音乐的理解，这是个奇迹。

　　托尔斯泰有过音乐的妙论："音乐令人产生从未有过的回忆"，美，但不中肯。

　　表叔说："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这是个准确定律。是他30多年前说过的话。

　　他喜欢莫扎特，喜欢巴哈，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

　　他真是个智者，他看不懂乐谱，可能简谱也读不清，你听他谈音乐，一套又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发人聪明。

　　他说："美，不免令人心酸！"

　　这，说的是像他自己的生涯。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60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21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

　　前两年，我在表叔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献给他，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
　　　　　　　　　　　　　　　　　　　　　　　　　　　　　1998年9月29日 吉首

编者按：
　　 1998年9月29日至10月4日，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主持召开98国际沈从文研究学术讨论会，黄永玉先生应邀由北京前来赴会，并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本文为永玉先生29日在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稿。标题为刘一友所加。
　　开幕式的先天，永玉先生曾为吉首大学中文系师生讲课，并为学校"风雨湖""凤凰楼"等题。当时曾允诺为我校作一大画，因急事返京未果。1999年8月13日永玉先生为践旧约，由上海赴长沙，下榻蓉园宾馆2号楼，作《湘荷白鹭图》并书《小议》一文以赠吉首大学。

沈从文的哭

大学毕业后我因在国内一家杂志社工作而有幸采访了沈从文老人。那是1985年，沈从文老人当时住在西交民巷附近社科院的一座高层公寓里。采访时老人一直坐在一个老式藤椅上，气色不错，很平和，总是笑眯眯的。

沈老说话有点惜墨如金的风格，话很少也很精炼，但话里话外却让人回味无穷。比如他和马思聪是很好的朋友，但提起来也就是那么淡淡的一句：可惜后来他走了。沈老说了好几回，“我一直是乡下人”，“从湖南到北京我还是乡下人，想变，人家也变了，总也赶不上，到今天我还是乡下人”，“我不是聪明人，不会变”。

在采访记录里，沈老说得最重的话是针对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中年画家，他曾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曾是沈老的学生，不过据说在“文革”中因恶意批判沈从文而伤了老人的心。沈老对我们说“他不是我学生”，语气简单但非常决绝，就像陈寅恪对他的一个“背叛”了原则的学生不屑评价时的口气。（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

我们问得最多的当然是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这方面沈老讲得很少，好像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不那么在意。他一再说，“我的东西都是习作，不值得读的”，“文章没有一定的作法，要说经验，那就是多写，自然就好了”。但当我们问起为什么建国后就不写文学作品了，他看似随便地说了一句，“新中国建立后我还是简单，没想到那么复杂”。

当时和我们一起去采访的，除了杂志社里的摄影记者，还有一个临时跟着来的外文版的专稿编辑，是个相貌清秀的女孩子。当我们问起“文革”的事，老人讲“说起来，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显然这个女孩子挺感动的，突然就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她的举动完全是出于自然，真诚而没有丝毫的矫情。但更没想到的是沈老的反应，他没有一点预兆地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他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我们这位天真的女记者自己也弄了个手足无措！还是张兆和（沈从文夫人）出来圆了场，她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这才让老人安静下来。后来想起来，这大概是我们这次采访中最出彩的细节，可惜后来发表的稿子里根本没提这事。

沈老去世好多年了，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老人当时想到了什么，竟然一下子这么强烈地爆发出来，这大概没人能说得清，除了沈老自己。人的情感世界真是复杂！

沈从文：他是个很怪的人

他是个很怪的人，对美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他喜欢的，就觉得好，就着迷，这个着迷还不是一般的着迷，而是迷的不得了。

　　沈从文平时很和气，总是微笑着，很温和。但是一遇到他不肯做的事情啊，你就是拿着枪对着他，他也不会去做。

　　实际上沈从文这一生就是一直在追求人性的一生。追求一种美好的素朴的一种人性。在他小的时候，不肯读书，一种儿童的天性要尽量让它张扬让它发挥。那时候读私塾，后来是新式小学。他不是一个用功的孩子，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

　　就是一个野孩子。他常常逃学，利用逃学的时间接触大自然。增长了好多自然方面的如动物、植物等等的知识。另外就是接触了社会百态。

　　青年时期，胡适聘他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的沈从文头发比较长，脸色苍白，因为他有点流鼻血的毛病，写文章用脑过度，睡眠也不好，所以给人看似好象有点苍白，很病态的样子。

　　他开头的时候不太会讲话，但都因为他是作家，所以有的人不选他的课也来旁听，一个小教室坐满了人。他在黑板上面写提纲，想讲几句话讲不出来，大家也没办法。然后他又在黑板上写下这样几句话，“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就在那段时期，沈从文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张兆和。那是1928年，张兆和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选修沈从文的课，吸引了沈从文的注意。神迷的老师终于给美丽的女学生去了一封情书。

　　他写着：

　　一个月亮——不拒绝从心中涌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亮。

　　沈从文写的故事多以纯朴的湘西苗乡为背景，写出二十余岁的青年生命曾走过的痕迹。

　　湘西的山不太高，很多树都被砍掉了。那里的人很好客，他们汉语、英语都听不懂，但是不管听懂听不懂，他们都会送客人很多东西。听说旧社会时，如果客人到一个苗人家里去，他们一定要杀一只鸡给客人吃，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饭可以吃。

　　那里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沈从文是谁，可是沈从文故事里描绘的情节他们都很熟悉，因为是他们本族的有关传统的故事。

　　一般都说沈从文的语言很朴素，但是这种朴素是来自于雕琢后的。他的“小说学”只有一句话，“贴着人物写，紧贴着人物来写”。

　　八十年代以来，沈从文在中国和外国都获得了应有的重视。一九九四年他的代表作之一《边城》被湖南省歌舞剧团改编成大型舞剧《翠翠》。《边城》是一九三四年发表的，与他同时代的作者大都强调黑暗的时候，而他却书写了人性的纯洁与美丽，对生命的信任和期望，在当时是一个不合潮流的特异的作家。

　　对白（1）：电影《边城》

　　（少爷）：翠翠，站在这儿不要走开，这儿好看。我到别处有点事，等我回来咱们一块回家。我呢日头、雨水、走长路、挑担子……

　　（少爷）：自己份上的都拿过了，翠翠，我来弄船，你回家烧锅煮饭。

　　对白（2）：电影《边城》

　　（少爷）：翠翠，吃了饭你和爷爷到我家吊脚楼上看船吧。

　　（翠翠）：爷爷说不去，去了没人守这船。

　　（少爷）：那你呢？

　　（翠翠）：爷爷不去我也不去。

　　对白（3）：电影《边城》

　　（旁白）：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对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湿湿的想念（沈从文） 沈红

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从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书。后来，因为肚子的困窘和头脑的困惑，他也写了许多本未必都能看得懂的小书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一个沅水边形成的理想或梦想。七十年后，我第一次跑到湘西山地，寻回到沅水上游的沱江边，寻找爷爷一生都离不开的故土故水。

正值冬季，湘西竟然处处葱笼青翠，与北方都市的昏灰底色成鲜明对比。山还是那座山，湾依旧是那道湾，但桥已不是那座桥，房也不是那幢房，人是新人物，事是新故事了。凤凰城镇里风味独特的吊脚楼，被速生的凤头砖瓦楼渐渐替代，县富民殷，这片土地已悄悄变了模样。

看不到了，爷爷，你的印象或者只是你的梦想。你笔下的那种种传说、风情和神奇故事，我怎么想象它们曾经在这山地水域中发生过，流动过，辉煌过，闪耀过？而沱江，这支清流，亦负载，亦推托，一点也不动声色。

在新与旧面前，原本只想到取舍，以为历史是笔直航道，能引导人生之船直直向前，但是所有航道实际上都千回百折，尤其是一片太多山、太多建筑和各种人的阻隔的土地上。我回到这里，并不是要寻找你七十年前的起点，有多少风景将永远不能回来，我只想读一读你的天地，这里有着不刻意维护而能留存下去的东西。

沱江在沅水上游，在水边长大、水边懂事，爷爷的第一所学校就是这条沱江。他的自传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水给爷爷三样东西：

水给了他想象力和自己的思索方式。爷爷认得书本识得字，是从私塾小学校开始，而他识到书本上无从写出的丰富人生，却是在校园外，老街店铺，桥头渡口，水上人家和新鲜活泼的一切。见识这一切，是他用逃学换来的，边逃边学，所以逃学是当他是一个孩子时对学习方式的选择，或者说是他用一个孩子的方式选择更值得学的知识。这是很特别的选择，没有谁来教他，他用眼睛、耳朵和机敏的鼻子接受水边的光色、声音和气味给予一颗小小心灵的感觉，把各种事物的内容和意义在游戏中黏合起来，丰富自己的想象。

水给了他执著柔韧的性格。他曾说过：“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催。”（引自《一个传奇的本事》）水的性情品格，恰好是爷爷一生境遇和面对境遇时处事方式的写照。他是那么温和，又是那么倔，倔得从从容容。

水激发他对人世怀抱虔诚的爱与愿望。“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他用不是时尚的方法去爱一个多难的国家，他执著地用自然的美、人性的美、后来是用古代文明的美编织了一个朴实单纯的理想。虽然他不奢望以此取代社会理想，但是他热切地希望能唤起百病缠身的民族一些健康的记忆、健康的追求。只是，一个在刀光剑影和血腥中求生的民族不大能理解他的爱的方法，不被理解时他依然默默地工作。

爷爷曾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此时我的眼睛也是湿的了，谁能体会他那种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悲凉之外的深重的爱！很多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可是我们不懂。水边学校水边书，我是否来得太晚？

水边一条青石板街上，有一座清幽院落，人们告诉我，这里是爷爷出生的地方，这是我的根。溯水西行十多里，有一座黄丝桥古城，离城不远的半山，可以望见拉好寨和风姿依旧的古碉堡。公路通达处，足迹纷纷，观光者众，怀古人稀。可是，我在这里才找到了凤凰的根，也是我真正的根。明清以来，湘西就是一块官民冲突与苗汉争夺交织的地盘。凤凰城原是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的驻地，戍卒屯兵以镇抗苗民，一度是湘西汉政权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远近四方修筑了众多小规模的城堡、屯、碉堡和营汛，成百上千，分布在湘西边地的大小山头上。在阿拉营，在黄丝桥古城墙上，在拉好寨的山脚，二百年前的烽烟，二百年来的血腥气息，似乎还飘浮在湿湿的雾气里，依稀可感。可以见到的城堡和已不复可见的戍卒官吏，是中央政权侵入苗蛮地区的象征物，也是大小民族文化之间争斗征服和融合互生的极好说明。金介甫先生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爷爷没有忘记过他苗族血统，那个自古以来受歧视被驱逐的民族血液使他对于都市、对于主流文化总也去不掉距离感，坚持把自己归为“乡下人”；另一方面，那个民族健康优美的文化又使他梦想可以为主流文化的没落找到解救方法。许多年以前，他就把民族感情扩大到民族自身以外。

他的感情的流动与扩大，得益于楚地的水，也得益于性格如水的楚地文化。一方水土一方人物，文化有地域的界线，也有性格的分别。华夏文化的渊源，分南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黄河；南支为楚文化，清奇如长江。楚文化长期处在亦夏亦夷、非夏非夷的微妙处境中，在中原文化的冲撞中摇曳、在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交融中成形。所以楚文化是不封闭的，流动而不凝固，爷爷那“乡下人”的古怪脾气和古怪哲学，根基正是似乎已消失很久的楚文化。古时楚地曾出过一个老子，道学尚柔崇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施不望报，以柔克刚，谦和卑下，这水味十足的哲学，从来没有被御用过，却在自然平和之中把一切变故兴衰看得明明白白。爷爷非道家却有一双明明白白的眼睛，“以清丽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这双眼睛透过现象，看清繁华下的文化溃烂，发现泥涂里的道德光辉，这双眼睛又透过烟尘，望见了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空，感受到“人类思索边际以外”的生命阳光。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这一片水土上的光辉，在爷爷生命中终生不灭，即使走向单独、孤寂和死亡中去，也没有消退过他的倾心。我记得爷爷最后的日子，最后的冷暖，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他默默走去，他死得透明。

爷爷，有一天我要送你回来，轻轻地，回到你的土地，回到你的风景里。那风里雨里，透明的阳光里，透明的流水里，有我湿湿的想念，永远永远。

沈 红

1991年2月

沈从文转业之谜

沈从文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成为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中得到充分显现。江苏美术出版社推出的这本新书装帧精致，内容翔实，含100多幅精美难觅的文物图片，多层面地展示了沈从文坎坷人生和辉煌的艺术收获。——编者
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两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大（真是又重又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近10年，沈先生的文学作品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青年当中，形成了“沈从文热”。一些读了他的小说的年轻一些的读者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再写了呢？国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沈先生去世后，沈虎雏整理沈先生遗留下来的稿件、信件。我因为刊物约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雏谈谈。我爱人打电话给三姐（师母张兆和），三姐说：“叫曾祺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我去了，虎雏拿出几封信。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顷，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沈先生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副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彞器钟鼎款识》来看。“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的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历史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此文是书中的代序，有删节。）
《扬子晚报》2002年12月25日

汪曾祺听沈从文上课

在读过的写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黄永玉和汪曾祺两位先生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前者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带点幽默地写出他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读过之后让人感觉到沈从文更熟悉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实到极点的“迂”。后者以“寂寞”来论述沈从文的散文，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感觉，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人启发颇多。后来很多文章谈论沈从文时，大概受到他的影响，都习惯用“寂寞”来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乃至人生。

在与巴金谈沈从文之后，我就一直想同汪先生谈谈沈从文。他作为西南联大时沈从文的学生，与沈从文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谊。在创作上，人们更是将他视为受到沈从文影响而成就显著的小说家。我想，他的谈话，同他的文章一样，会给我们许多启迪。

我们的话题就从他当沈从文的学生的时候开始了。

下文摘自《和老人聊天》，李辉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李：40年代你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给你上过课的有朱自清、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他们上课的特点是不是不太一样？

汪曾祺（简称“汪”）：杨振声先生这个人资格很老，他当时是文学院院长，给我们讲汉魏六朝诗。他上课比较随便，也很有长者风度。对我他好像挺照顾，期末考试前他说，汪曾祺可以不考了。朱自清先生上课最认真，规规矩矩的。给我们上宋诗，每次他都带上一叠卡片。他要求学生按期交读书报告，考试也要求严格。他对我不满意，说：汪曾祺怎么老是缺课？

李：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汪：很少出题目。他一般让大家自己写，然后他根据我们的作文来具体分析，找一些类似的名作来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他还喜欢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要长。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之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属于写情境的。他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当然，有时他也出一些题目，给我们出的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给别的年级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为我的上一年级出的，叫《我的小庭院有什么》，另一个是为我的下一年级出的，有点怪，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因为怪，我才记住了。

李：他这样出题，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让学生从小的角度来描写，这可能和他自己当初练习创作相似。

汪：他有一个说法：先要学会车零件，然后才学安装。他强调的是对生活片段的仔细观察。

李：那时你常去他那儿吗？

汪：当时他住在昆明郊区乡下，每个星期在上课的日子就进城住两天，学校安排有房子，我经常去那里。每次去都是还上一次借的书，再借几本，随便聊聊。他的书学生都来借，其他系的同学也来借。他的许多书都是为了借给学生看才买的，上面都是签他的笔名“上官碧”。人家借书他也从不立账，好多人借走也不还，但这毫不影响他对学生的慷慨和热情。

李：你在大学毕业后与沈从文接触多吗？

汪：我1948年到当时北平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就是沈先生和杨振声先生介绍的。北京解放后，我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大概1950年秋天回到北京，又见到了沈先生。

李：听说沈从文当时精神状态很不好，对自己的前景比较悲观。我还听说他有一种恐怖感，成天疑神疑鬼。严文井、陈明、刘祖春等先生，都曾对我谈到这一情况。

汪：我当时也看到了。他老是觉得别人在批评他。记得《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放刁》的文章，本来与他没有关系，可是他认为是批评他的。他住的中老胡同后面有一条小路，他疑心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监视他。

李：许多人认为，他的这一精神状态与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动文艺》有关。在文章中郭沫若批评他为“粉红色”的作家。政治上也是“反动”的。你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提到过此事。

汪：我听说在北平还没有解放时，沈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学就将郭沫若的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在校园里，这使他感到很大压力。但他没有离开北京到台湾去，其中一个原因，他过去曾资助过一些学生到延安去。另外，他还有一些朋友如丁玲、何其芳、严文井等也在延安，而且有的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认为他们会帮忙说话的。

李：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虽然也曾发表过一些议论政治的文章，但他基本上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社会。他从一个只有小学程度的文学青年，成为北京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员，我想就是他的艺术天性起了主要作用。

汪：我看徐志摩、林徽因这些新月派或京派文人欣赏沈先生，一方面他们重视艺术，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们对他的经历和他所描写的边民、士兵生活很感兴趣。这些文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有人道主义倾向，他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弱点，觉得和劳动人民存在着距离，他们本身负有一定责任。记得林徽因写过一篇文章《窗子以外》，就写高层文化人想要理解劳动者而不能。

李：在“五四”时代，这种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还是比较普遍的。

汪：对于他们，沈先生的生活经历是新鲜的，他与文学的结合也具有传奇色彩。

李：你以“寂寞”论述过沈从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都谈到他的淡泊，他的温和。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他总是以平静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近我觉得这一看法并不全面。从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坛论争来看，他其实并非总是甘于寂寞的，我看他还是很热闹的。除了创作，他写了不少作家论，评述一些同时代作家，还喜欢对文坛现象发发议论，文章也常带有锋芒和不冷静的情绪，结果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汪：好管闲事。

李：对。他有时是这样的。

汪：他对凡是不合他的意的，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40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李：这大概就是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吧？

汪：但他在文学上没有派别观念。他与上海作家的关系都不错，但也批评穆时英的作品。

李：我觉得，一谈到文学，沈从文似乎就只有艺术这一个世界出现在他的眼前，人世间的种种关系、纠葛，他根本抛在脑后，像一个不悟社会的人天真地谈论文学。譬如他认为郭沫若的小说写得太差，就在文章中说：郭沫若可以是一个革命家、诗人，但就不能是一个小说家。话说得非常坦率。

汪：我觉得沈先生有时写文章考虑问题是太简单。记得在抗战时，我们都在昆明，他给余冠英编的刊物《国闻》写过一篇文章《鲁迅与周作人》。他说周作人如秋天如秋水，看世界不隔，而鲁迅看世界隔。当时周作人已经是汉奸了，他还像过去一样谈他印象中的周作人，当然不合时宜，难怪一些左翼作家批评他。

李：这大概也显出他的一股迂劲。你比较喜欢他的哪些作品？

汪：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李：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深刻的人道主义者。

汪：我还觉得，在创作上他描写边民，但却较早地带有现代意识，那些北京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人欣赏他，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他的有些小说带有性描写的痕迹，而当时西方文化正强调回到人本身。他对施蛰存说，他很懂弗洛伊德。他的《八骏图》，完全是用性压抑来解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看虹摘星录》也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他的这些特点，老人认为违反传统，而左翼作家则认为违反文艺的政治原则。

李：沈从文对文体好像特别有兴致，而且各种文体的尝试都很成功。譬如作家论，短篇小说的各类结构，写得与众不同。他对佛经故事也作改写，我认为这类作品不太成功，不能体现他的文学风格。

汪：那是他的拟作，受《十日谈》的影响。当时他主要给张兆和先生的弟弟编故事，就拿此作内容，属于试验。但从文体角度来看，他把佛经翻译注进了现代语言，应该说有所创新。这些小说，语言半文半白，表现出他的语言观，我看还是值得重视的试验文体。

李：说到试验文体，你是否认为他有的作品可以看做纯粹形式上的尝试？

汪：偶尔有这种情况。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他曾为了教学的需要而创作一部分作品。另外，他有时还有意识地模仿一些名著，我想他是在揣摩各种体验。他的《月下小景》中有些民歌，我不大相信是苗民歌，完全像《圣经》里的雅歌，像《鲁拜集》中的作品。他也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他说受过狄更斯的影响，我看不出这一点，我倒觉得他有些叙事方式有点像梅里美。他受到契柯夫的影响。《烟斗》，他说这才是学契何夫。《顾问官》也很像契诃夫的风格，但比契诃夫写得调侃意味更浓一些。

李：1984年，有一次我同沈先生谈到他和外国作家的关系。我问他主要读了哪些翻译作品，他说他读过鲁迅兄弟俩翻译的日本小说，对他有些帮助。他告诉我他读得最多的、最喜欢的是契诃夫、莫泊桑的作品，还有李青崖等翻译的都德的作品，他承认这些人对他都有影响。你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汪：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

《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日

沈从文的爱情

不知具体起于何时，选修沈从文所授课程的那只“黑凤”的身影，飞进了沈从文大脑的屏幕，而且愈来愈鲜明，愈来愈深入，再也无从抹去。张兆和的美貌和沉静，强烈地摇动着他的心旋，使他目眩神迷。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的心窝，生发起爱情的潮汐。这时，沈从文已经２６岁，早已过了一般人婚娶的年龄。可是，自从离开湘西，混入都市人群以来，他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吃饭问题，性爱的欲求不能不被求生存的挣扎压抑着。加上在他的人生路上，也未能碰上恰当的机遇，天下女子虽多，似乎全都与他绝缘。尽管同大多数青年一样，沈从文免不了被青春期的苦闷折磨，一切却无从谈起，对性爱的欲望，只能在虚幻的想象中生成，旋又在想象中破灭。

　　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眼下，如何活下去已经不再构成最紧迫的威胁，爱的对象又是那么现实，她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具体。爱的潮汐来得又是那样猛烈，他常常被弄得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饭后课余，他在校园里散步，常常情不自禁地朝张兆和住的学生宿舍跑去。他渴望着再见到她，并当面向她倾诉点什么。可是，他在人前却是个不尚健谈、口齿朴讷的人，每当他来到张兆和面前，总是愣愣地站在房间中间，不知说什么好。他本想向张兆和倾吐自己的爱恋之情，即便是一点模糊的暗示也好。可是及至说出来时，却成了问她的功课，读什么书，以及家里的情况。到后见她喜欢什么话题，就谈什么。看他站着说话，张兆和请他坐下，他却不坐也不走。见他这副呆相，张兆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又从他的神色中，隐隐约约感到几分蹊跷，反倒有点不安起来。

　　笔谈远胜于言谈的沈从文，终于用他那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据说那第一封情书，“仅只一页，寥寥数语而分量极重”。①虽然，它连同随后而来的一大堆情书，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后，早已荡然无存，可是在《新废邮存底》中仅有的一封，从中依稀可见这些情书的大致轮廓。

　　我还要说，你那个奴隶，为了他自己，为了别人起见，也努力想脱离羁绊过。当然这事作不到，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你感到窘迫，使你觉得负疚，我以为很不好。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作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却愿意自己作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你不觉得这也是生存里一件有趣的事吗？

　　……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见，我不能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我现在，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故只想怎么样好好的来生活。假如当真时间一晃就是十年，你那时或者还是眼前一样，或者已做了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或者自己不再是小孩子，倒已成了许多小孩子的母亲，我们见到时，那真是有意思的事。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许多诗是专为这点热情的指使而写出的，许多动人的诗，所写的就是这些事，我们能欣赏到那东西，为那些东西而感动，却照例轻视到自己，以及别人因受自己所影响而发生的传奇的行为，这个事好像不大公平。因为这理由，天将不允许你长是小孩子。“自然”使苹果由青而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上，转变成一个“大人”。××，到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愿作大人时，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感想。“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①这封信写于１９３１年，距第一封情收已经两年有余了。而在最初，张兆和收到沈从文的情书时，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还稍稍起了一点反感；一个老师，给学生写这种东西，真稀罕！可是，一个少女的羞怯心理，却使她害怕这事张扬出去，弄得满校园飞短流长。她只得听任沈从文一封接一封给她写那没完没了的情书，却一概置之不理。

　　张兆和的不予理睬，真差点要了沈从文的命。他当然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结果非但不能得到她的只言片语，连再去看她也不能够。他爱她到了快要发狂的程度，一想起她，全身的血就奔窜得快了许多，浑身发热作寒，十分痛苦，仿佛人生的一切都与他作对，爱情、幸福都与他无缘。他真想从自己所住的楼上一跃而下，在死亡里求得人生烦恼的解脱。

　　沈从文的烦躁不安，不知怎样一来，很快在校园里沸沸扬扬传播开去，说是沈从文爱上了张兆和，张兆和却不予理睬，沈从文急得要自杀。张兆和的一位女友，听到这消息后，赶紧找到张兆和，对她说：“你赶紧给校长讲清楚。不然，沈从文自杀了，要你负责。”张兆和也紧张起来，她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摞情书，急忙找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

　　她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出面阻止这事的进一步发展。

　　可是，结果与她预期的相反。在听过她的陈述后，胡适却微笑着，带着这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神气，对她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

　　听了胡适的话，张兆和脸上不免有些尴尬。与胡适谈了一会儿其它事情后，就告辞走了。

　　自此以后，她既无从拒绝沈从文的来信，心里又没有作出回应的欲望。只好抱定你写你的，与我无干的态度，听任这事的自然发展。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淡反应，并不涉及她对沈从文值不值得她爱的估价——这个问题还压根儿没有被她放在心里掂量过。这既与她当时的年龄还小有关，也与她所受的家庭教养相联系。

　　张兆和出身名门贵族，原籍安徽合肥。张家为本地声势赫奕的大族，拥有良田万亩，在肥西筑成围子，人称“张家老围”。曾祖父张树声，为同治年间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中著名将领，曾领兵转辗江苏浙江一带，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１８７９年至１８８４年间，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于淮军中称儒将。祖父也曾作过管司法的四川臬台。父亲张武龄，字绳进，是过继给祖父的，祖父死后，承继了一份厚实的家产。由于受近现代新思潮的影响，嫌自己名字太封建，自改名为冀牖，又叫吉友。最初，想投资办实业，因不知如何经营，遂迁居苏州，独资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太多，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凡贫寒人家和工人女儿，一律不收学费。聘用教师也不拘一格，教师中很有几个著名共产党人，张闻天、侯绍裘、匡亚明等，都先后在乐益女中任过教。张兆和有兄妹十人，在她十岁那年死了母亲。张武龄不准自己女儿穿戴耳环，在张氏家族中，张兆和与二姐允和、妹妹充和也是最先进新式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在乐益女中读书时，张兆和兄妹就喜欢新文学，家里订有《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还自办了一个刊物，取名为《水》。可是，由于母亲去世较早，张兆和从小又是保姆带大的，一份旧的家庭教育反由家里的保姆实行，逐渐培养起张兆和一份大家闺秀气质，雅静、平和、沉稳。长大后也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向新思潮认同，却终不能成为大胆、泼辣、热烈、敢于向一切传统挑战的“新女性”。

　　因此，写情书一事，反倒在她与沈从文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使她时时像山羊躲虎似的避开沈从文。当时，新月书店的会计肖克木，身材长像酷肖沈从文。一次。张兆和去买书，一走进新月书店大门，猛然间见到肖克木，以为沈从文在店里，吓得她掉头就跑。

　　然而，在她眼里，沈从文的情书写得实在是好！一方面，她害怕这骤然而来的求爱，另一方面，一份秘密的好奇，又使她无法推开这些充满情感的文字的诱惑。她从头到尾读完每一封情书，随后轻轻吁一口气，将这些信藏进一口小箱子里去了。可是，信中那些充满爱慕、混合着忧郁的言语，层积在她的心里。时间一长，却被沤热、发酵。不知不觉中，她已习惯于那些起初让她脸红生气，微嫌卤莽的文字，并且不再怕它。——一份她并未明确意识到的爱，在她的下意识里，正悄悄萌牙。

　　张兆和的沉默与退避，对沈从文无异于一种间接的鼓励。

　　他以乡下人的憨劲，继续着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在这种不即不离状态中，日子一晃就是四年。

　　１９３２年复，张兆和已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家中。其时，沈从文正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他想四年来与张兆和的关系，现在已到了有个了断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苏州看望张兆和，企望能得到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一放假，他便取道上海，乘火车再转苏州。

　　这天，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家门堂里，来了一位戴眼镜面色苍白的客人，说他从青岛来，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可是张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当他得知张兆和这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时，以为张兆和是有意躲着自己，神态窘迫而羞涩，十分不安，正当他进退无策之际，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出来了。问清了，他原来就是沈从文——他给张兆和写过许多情书一事，对张家姐妹已不是秘密。于是，张允和请他进家里坐坐，等张兆和回来。沈从文不肯，终于回转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去了。

　　张兆和回到家里，张允和劝她去看看沈从文。在兄弟姐妹面前，张兆和脸上有点挂不住，悻悻然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

　　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回到旅馆，沈从文很懊恼，独自躺在床上生闷气：自己坐了３０个钟头的火车，特意来看她，却不想吃了闭门羹。想象中，张兆和收到自己来苏州的信后，似乎漫不经心地对自己说：“你的信我收到了，想来你就来吧。”他在心里自问：我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人家对我那么冷淡，我反而热情到不成样子？我把这次见面看得那么郑重，人家却看得那么随便？他咀嚼着想象中出自对方之口的“你就来吧”这几个字，心里涌起一阵奇特的情绪，似乎十分快乐，又似乎十分愤怒。

　　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两人见面时，可能出现的各自碍难开口、言不及义的情景：她的心里一定想说：“你的信我看过了，那些话我全不懂。

　　我以为你不必那么倾心。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自己却想说：“你想想吧，我是想透了，只有你嫁我一件事。能使我幸福，也使你幸福。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像我那么爱你。

　　她一定明白自己这次来苏州所抱有的希望。她或许会想：“我向他说一点什么好，真有点难于对付。”

　　如果自己对她说：“我为难得很，因为我爱你。”她会怎样回答？或者说：“不，这是不必要的事。”或者说：“这不新鲜，你信上不止说了一百次。”

　　如果我说：“你应当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的感想和意见，答应还是不答应？”她会说：“我没有什么感想，也没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我已经告诉你不必要了呢。”或者因为我愚蠢的发问，她生气了，哭了呢？

　　——而我真敢说：“你自己决定，或可或不可，当面作一个决断吗？”

　　我若真敢，她如果说：“不行，”我又敢说：“好，照你的意思办，这是你的自由吗”？

　　………

　　正当沈从文胡思乱想之时，有人来敲门了。他起身打开房门。见张兆和正站在门外，仿佛背书似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

　　说完了，再也想不起该说什么。一切沈从文想象中的纷乱，在现实中竟是这样简便。于是，沈从文随了张兆和，一同回转九如巷三号。

　　沈从文拿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一大包书籍，其中有两部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以及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集。这是沈从文途经上海时，听从巴金建议，并由巴金代他选购的。另外又买了一对十分精致漂亮的书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长嘴鸟。为买这些东西，沈从文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见送的礼物太重，张兆和退还了大部分书籍，只收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笔记》及一对书夹。

　　其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正住在上海。她的五弟张寰和，从自己每月两元零用钱中拿出一份，买了一瓶汽水，打开了请沈从文。对此，沈从文大为感动，当面许下诺言：“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果然写了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月下小景》里的诸篇章，每篇末尾，都附有“给张家小五”字样。

　　张兆和的二姐允和，是一个心性宽和、厚道的姑娘，专爱成人之美。沈从文对她十分信赖。返回青岛后，他写信给张允和，托她征询父亲对这件婚事的意见。同时写信给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其实，这反倒是多虑。张兆和的父亲头脑开明，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过问和干涉。儿女自己中意了，告诉他，他笑嘻嘻接受，不追问对方如何如何，更遑论门户了。张家一位邻居，曾遣媒向他求大女儿，他哈哈大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无人向张家提亲。张家的保姆常对外人说：“张家儿女婚事，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不持异议。在得到父亲明确意见后，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俩，一同去邮局，分别给沈从文拍发了一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上，只从自己名字上取了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则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觉得奇怪，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这以后，张兆和方始与沈从文通信。至此，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总算可以望见了它的终点。

沈从文与九妹

英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才华非凡的妹妹，讲述了她因为男权社会的偏见和不公而被扼杀的故事。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沈从文真有这样一位妹妹———九妹岳萌，她的光焰照亮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自己一生却充满坎坷，以致发疯，最后凄凉死去。在纪念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把有关九妹的故事加以搜集整理，以引起对沈从文有兴趣的读者的思考。
　　童年·少年
　　岳萌是父母养育过的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912年，比沈从文小10岁。童年的九妹是快乐的，她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尤其受母亲宠爱。沈从文早期写的两篇小说《玫瑰与九妹》和《炉边》中回忆亲情，三岁到五岁间的九妹是其中的主角。当玫瑰花开时，九妹“时常一人站立在花钵边，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她又把许多玫瑰花瓣用信寄给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二哥和六哥被户外卖小吃的吆喝声所诱惑，九妹又去向母亲“游说”满足他们的“馋嘴”欲望等，那形象稚气可爱、聪明可人。有九妹在，家庭充满祥和快乐的气氛。
　　由于父亲长期流亡在外，欠下巨额债务，家道逐渐中落。沈从文在1917年，不得不外出当兵。沈从文十分思念九妹，他的堂兄返家，他叮嘱堂兄一定要去看望九妹。堂兄看他可怜的样子，安慰道：“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也可以回家探亲，那时可以帮九妹买许多好玩的东西。”1920年底，他所属的土著部队被歼灭，幸免于难的沈从文到芷江投靠亲戚，谋到一个收税员的工作。母亲在家乡无所依靠，于是变卖掉房产，带九妹来和沈从文同住。卖房所得的三千块钱交沈从文保管，不幸的是，沈从文爱上了一个姑娘，结果这笔钱的三分之一被姑娘的弟弟骗走。等他发觉时，姐弟两人一齐失踪。沈从文自觉没有颜面，悄然出走常德。
　　沈从文1923年夏天来到北京闯荡。因湘西极其混乱，九妹同父母随军队在鄂西边境一带辗转流离。4年后的1927年，沈从文脚跟稍稳，就把母亲与九妹接到北京。一来照顾母亲，二来为了妹妹的前途，此时九妹已经十五岁，长成大姑娘了。1928年初，沈从文到上海谋发展，旋即把母亲和九妹接来同住。沈从文初到上海的生活是窘迫的，小说《楼居》里写到母亲生病，无钱医治，九妹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常常哭泣以及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流着鼻血拼命赶稿子的情形。1929年7月间，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的母亲担心连累沈从文，把九妹留下，只身返回故乡。同年9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被胡适聘到上海公学任教。这是他的文坛地位获得广泛承认的重要标志，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改观。1930年秋，沈从文转往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去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夏，沈从文来到北京，与杨振声一道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同时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跃成为文坛赫赫有名的“京派”盟主。摆脱了贫困的九妹一直跟在沈从文身边，随着沈从文名声越来越大，九妹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学业与交游
　　1927年，九妹到北京时的初衷是希望有机会读书。九妹自幼聪明好学，更胜六哥岳荃一筹。《炉边》中，岳荃在母亲面前炫耀背书，背到中途忘了，九妹嘲笑六哥，自己把那课文一字不差背完。从《炉边》和《玫瑰与九妹》看，三五岁的九妹已经有足够的智力和哥哥周旋。母亲深爱九妹，无奈已经没有任何余力供她上私塾或新式小学。到了15岁的年龄，九妹受系统教育，学一技之长，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情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沈从文为九妹选择了法语专业而非实用的技能。九妹虽天资聪慧，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又毫无基础，学法语无疑是费力且难以预料结果的选择。沈从文似乎很有信心，专门请了一个大学法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教她。他为妹妹预许了将来读书的一切费用，并希望她将来能去法国深造。沈从文到上海公学任教后，九妹在那里借读，除继续学习法语外，还学习英语和编织。在青岛大学，九妹也仍然是插班借读，继续学习法语。法语和英语学习生涯没有让她掌握这两门高深的学问，却培养了她高傲的心性。 沈从文文坛地位不断提高，交往圈子日益扩大，九妹在他身边，自然加入其中。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四处奔走，后又陪同丁玲护送遗孤回湖南她母亲处寄养。在整个过程中，九妹留守上海，把以胡也频名义准备好的3封电报和7封信一一发给丁玲母亲，以隐瞒胡也频遇害的消息，并催促丁玲母亲早日放丁玲返回。同年7月，沈从文到北京谋职，由九妹陪护心神未定的丁玲住在上海。时局风诡云谲，九妹为二哥分担忧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沈从文的朋友圈子中，巴金对九妹记忆尤深。巴金1932年9月应沈从文邀请，到青岛大学做客，在沈从文的宿舍住了约一个星期，写了短篇小说《爱》。沈从文常和他一起去散步，九妹有时也一同去。巴金在一篇纪念沈从文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经历：“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1933年秋，巴金因筹备《文学季刊》来到北京，他见到了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夫妇，也与九妹重逢。巴金在北京居无定所，沈从文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寓所住了约两个月。当时沈从文正在写《边城》，巴金在写短篇小说《雷》，无客人时二人各自写作，来客人时则一起会见客人，每到这个时候，九妹就会端上香茗，然后在旁边静静地听，间或插一两句话。1940年7月，巴金从上海来到昆明看望女友萧珊，居住三月，1941年巴金又从重庆来到昆明。这两次巴金在昆明期间与沈从文交往颇多，还曾携萧珊去沈从文在呈贡乡下的家小住过数日。见到九妹是极平常的事，但热恋中的巴金却没有片言只语再提起九妹。 著名作家施蛰存对九妹也留有印象。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张兆和带两个孩子及九妹，在香港待船，准备取道越南去昆明。施蛰存正从上海来，也要到昆明去。沈从文委托施蛰存与她们结伴同行，以便照应。一路虽鞍马劳顿，所幸顺利到达。施蛰存颇为幽默地说这是他“平生一大功勋”。
　　恋爱中的九妹
　　晚年的张兆和对九妹的“美丽”仍记忆犹新，她曾对笔者发出惊叹：“九妹可美了。”有一张沈从文兄妹与母亲的合影照片广为流传。照片中的九妹身材娇小，面容清秀，一双与她年龄不太相称的忧郁的眼睛低垂着。读者能见到的九妹的另一张照片是与丁玲的合影。那张照片上，丁玲坐着，膝上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她身后右边稍后一点的，就是九妹，穿一身朴素旗袍，相貌俊秀。照片很大，九妹整个身材和相貌很显眼，大有喧宾夺主之意。就是这张照片，吸引了当时还在湘西流浪的刘祖春的注意，为日后与九妹的恋情埋下了伏笔。 1933年夏，沈从文携张兆和及九妹来到北京时，九妹已经21岁，以那个年代的习惯，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兆和结婚时24岁，《边城》中的翠翠爱上傩送时只有十三四岁。新婚的沈从文坐在秋天的院落里，伏在洒着斑驳阳光的桌子上写他的代表作《边城》时，能不为妹妹的婚事忧心吗？1997年，笔者曾先后数次拜访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张兆和先生。谈起九妹，她似乎颇有怨气。她告诉笔者，沈从文和她曾为九妹介绍过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的夏云（夏斧心），但九妹“心太高”，二人的关系没有能够维持下去。
　　刘祖春，乡土作家，后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1934年的刘祖春，在沈从文的资助下来到北京求学。沈从文看出这年轻人的文学天赋，指引他踏上了文学之路，把他造就成为颇具特色的乡土作家。刘祖春的小说《荤烟划子》、《佃户》、《守哨》等，写湘西城镇、山野、水上人事哀乐，处处见出沈从文的影响。从1934年到1937年这几年间，刘祖春一直是沈家的座上客。刘祖春贪恋沈家宁静和谐的气氛，对九妹也逐渐萌生了爱意。许多年后，他回忆起与九妹初次相见时的情形，仍一往情深：“从文的妹妹岳萌从东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才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而九妹对刘祖春显然也有好感，他周末去沈从文家，作陪的总是九妹。她喜欢听刘祖春和沈从文谈话，有时自己也发表意见。沈从文和张兆和把这一切看在心里，他们十分乐意推动二人的关系。在4月里一个周末美丽的黄昏，沈从文建议刘祖春随他们一家人去中山公园散步。大家一起在回廊上坐了一会儿，沈从文与张兆和就借故走开了，把九妹和刘祖春单独留下。两个羞涩的年轻人在黑暗中谁也不肯先说话，这时一起游客嘻嘻哈哈走过来，他们急忙跑掉了。
　　1937年，刘祖春从北京大学毕业。此时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上日益严峻的华北局势，刘祖春决定参加革命，他与九妹的爱情需要一个了断。又一个周末，刘祖春从沈从文家吃过饭回家，九妹坚持相送。他们一起沿着横跨北海与中南海那座汉白玉雕栏石桥漫步。刘祖春讲到华北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讲到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并透露了自己要去山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念头。九妹她以自己的决心表达了对刘祖春的爱情：“我什么都不怕，到哪里去都不怕。”她秀丽洁白的面孔望着晚霞衬托出来的北海白塔的轮廓，显得异常严肃而坚定。但刘祖春明白，革命意味着可能会抛头颅洒热血，自己死不足惜，而连累一个思想精神并未做好准备的姑娘，理智告诉他：“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1937年7月27日这天，他赶到沈家，找张兆和借20元钱作为路费。九妹见到这情形，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她望着刘祖春，脸上有惊慌，有痛苦，有惊疑，有责备。刘祖春能说什么呢？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大力推动着。他从张兆和手里接过钱，匆匆离去，自此便成永别。九妹送刘祖春的一张相片也丢失了，但从九妹那里借来的《堂·吉诃德》英译本还保存着，成为永久的纪念。后来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刘祖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他为九妹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悯：“这个性情高洁而文静的女人，远离家乡，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念外国学堂，读外国小说，生活优越。”她“本应可以得到适合于她本性的那份生活，但是由于生不逢时，尝尽人间辛酸，各种偶然因素不凑巧都结合在她一人身上，使她身心完全失去平衡，对她的打击太重了。她承受不了这个巨变，结果是她用尽自己全身心的力量把自己彻底毁掉完事。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剧。”这不愧是红颜知己的精辟之见。 　　沈从文小说中的九妹
　　长久伴随在沈从文身边且留驻在他记忆中的九妹，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是九妹以本名出现，并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如《炉边》、《玫瑰与九妹》等，内容前边已经介绍过。第二类是《阿丽思中国游记》、《静》、《贤贤》、《三个女性》等作品，其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皆以九妹为蓝本，只是人物名字换了。《阿丽思中国游记》中，仪彬（即九妹）见阿丽思小姐在大城市感到无聊，就建议她去自己的家乡玩，仪彬为阿丽思小姐介绍家乡“一切不是你想得到的”种种奇异事物：如美国红番一样的苗人，私塾及衙门审案的情形，许多堂·吉诃德一类的人物等。这些勾起了阿丽思的好奇心。又在仪彬和二哥的安排下，阿丽思完成了湘西苗乡的旅行。小说中的仪彬是开朗的、惬意的。她无心读书，却喜欢和母亲厮守，随时准备像小鸟投到母亲怀中，把脸烫母亲的肩，逗母亲取乐。“母亲在这种情形中，除了笑以外，是找不出话来的。这一幕戏的结束，是仪彬头上蓬着的一头乌青短发，得又来麻烦母亲用小梳子同手整理平妥，因为只要一拢母亲身边，跳宕不羁以及耸肩摇头的笑，发就非散乱不可”。得到海外著名汉学家夏志清高度赞扬的《静》写母亲带岳珉（九妹）去北京投奔二哥，因战事被困在长江中游的一个小城。时值春天，母亲身体病重卧床，岳珉伏在吊楼的栏杆上，望着河边的风景发痴。草绿风筝飞让岳珉快乐，但母亲的咳嗽和迟迟等不到远方消息，在她幼小的心灵又蒙上一层阴影。盎然的春意交织着岳珉的寂寞与希冀，形成独特的韵致。《三个女性》的故事发生在青岛，是给大海和美丽女子所写的抒情诗。三个女子蒲静（以丁玲为原型）、黑凤（以张兆和为原型）、仪青（以九妹为原型）为海滨美丽风景所陶醉，都想把这种对美的惊讶、颂扬和爱表达出来。蒲静主张唱歌，黑凤主张沉默，身材秀雅，穿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仪青则强调诗的重要。各人见解不同，发生小小争议，笑闹一阵儿后，她们的心就在和煦的海风吹拂中溶化了。当成熟稳重的蒲静转向严肃的政治话题时，仪青虽未能完全理解，但对她们的友人“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也充满了钦佩之情。第三类是《凤子》、《如蕤》、《薄寒》和《摘星录》这样的作品。它们的虚构成分居多，需要联系沈从文创作这些作品时的心态以及九妹当时的处境去推断，才能发现小说故事和九妹之间微妙的关系。四篇作品的共同点都是以美丽、高贵、成熟的女子为主人公。《凤子》中来自苗乡、隐居青岛海滨的工程师和凤子的关系让读者联想到现实中沈从文和九妹的关系。美国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说《凤子》是沈从文《追忆似水年华》，从《凤子》已完成的部分看，它是关于沈从文家族的一部虚构的传记，而工程师和凤子的关系是其中的主轴。《如蕤》写一个出生大官僚家庭的女子如蕤与一男子相爱的故事。如蕤希望能找到一个强壮的、有野性的男子，身边虽追求者如云，但如蕤看不上他们的萎靡平庸。一次，她独自驾船出海，遇到风暴，被一个男子搭救，二人产生爱情。如蕤高贵的出生曲折地反映了沈从文对自己曾任贵州提督的祖父的骄傲，如蕤的爱情观或许就是九妹思想的真实折射。在《薄寒》中，沈从文安排了一位美丽女人，把她作为男性生命品格的试金石。一大群都市时髦男人在追求她，却一一碰壁。作者说：“这个女人，她需要的是力，是粗暴、强壮”的男子。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写的两篇小说《看虹录》和《摘星录》备受争议。根据金介甫的考证，《看虹录》是沈从文昆明时期感情经历的产物，而《摘星录》的本事却一直无人追究。这篇小说写一个28岁的美丽女子因爱情屡次失意，产生压抑苦闷情绪。眼前虽有恋人追求，但那些油头粉面的男子总让她觉得俗气。她热情却没有心机，不懂节制，错过了许多机会。在昆明高原的春景中，她想到了死。这位不具名的女主人年龄与此时的九妹接近，她的处境也与九妹吻合。在沈从文许多湘西题材的小说中，活跃着一群娇小清纯、谦卑自尊的少女形象，如《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萧萧》中的萧萧等。沈从文写这些女子一举手一投足，一蹙眉一浅笑，皆生动感人。有学者指出，这群小女子的形象构成了沈从文湘西小说一道独特的风景。沈从文从哪里得到的生活体验？张兆和、丁玲、高青子等都是作为成熟女性出现在沈从文的生活，惟有九妹让沈从文观察和感受到少女的体态、心绪和成长；写这些作品时，又有九妹陪伴身边。从她身上得到灵感，应该是一定的。学者们都注意到沈从文小说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沈从文通过周作人、陆志韦等人接触了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到创作实践。在他的作品中，由于性压抑与苦闷而寻求发泄的男性形象比比皆是，如《长夏》、《微波》、《中年》、《篁君日记》、《八骏图》、《看虹录》等作品中的男主人公。而翠翠、三三、萧萧、巧秀（《雪晴》中的女主人公）以及《都市一妇人》、《第四》、《摘星录》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也被性与情支配着命运。不同的是，男主人公上演的通常是喜剧，而女主人公上演的大多是悲剧，这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沈从文收获的是喜悦，而九妹以不幸结局。 不幸的结局
　　1938年10月，张兆和带二子及九妹逃出北京，经上海到香港，于11月到达昆明。四十年代初，九妹已经二十八九岁，韶华在悄然消逝，而生命仍无以倚靠。昆明时期，九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信了佛教，吃斋并参加当地的佛事活动。一次图书馆遭遇敌机轰炸，她帮助别人抢救东西，等警报解除，回到自己的住处，却发现房间遭到小偷洗劫，值钱之物被席卷一空，神经受到刺激的九妹终于疯了。沈从文无奈，只好把九妹送回湘西沅陵大哥身边。后来，九妹与一个当地农民结婚，“文革”中饥寒交迫而死。九妹谈不上才华横溢，以她名义留下来的惟有一篇文字《我的二哥》还是沈从文代笔的。但因为有沈从文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九妹就无法选择平凡的生活。她有许多个可能性，但命中注定只能生活在二哥的阴影里。她的火焰把沈从文的小说照亮，当这火焰熄灭时，她只有死。

刘洪涛，男，1962年出生，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多重阐释与消解》等著作及论文。

张兆和传略缀编

张兆和出身名门望族，原籍安徽合肥。张家为本地声势赫奕的大族，拥有良田万亩，在肥西筑成围子，人称“张家老围”。曾祖父张树声，为同治年间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中著名将领，曾领兵转辗江苏浙江一带，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1879年至1884年间，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于淮军中称儒将。祖父也曾作过管司法的四川臬台。父亲张武龄，字绳进，是过继给祖父的，祖父死后，承继了一份厚实的家产。由于受近现代新思潮的影响，嫌自己名字太封建，自改名为冀牖，又叫吉友。最初，想投资办实业，因不知如何经营，遂迁居苏州，独资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太多，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凡贫寒人家和工人女儿，一律不收学费。聘用教师也不拘一格，教师中很有几个著名共产党人，张闻天、侯绍裘、匡亚明等，都先后在乐益女中任过教。

张兆和有兄妹十人，在她十岁那年死了母亲。张武龄不准自己女儿穿戴耳环，在张氏家族中，张兆和与二姐允和、妹妹充和也是最先进新式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在乐益女中读书时，张兆和兄妹就喜欢新文学，家里订有《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还自办了一个刊物，取名为《水》。可是，由于母亲去世较早，张兆和从小又是保姆带大的，一份旧的家庭教育反由家里的保姆实行，逐渐培养起张兆和一份大家闺秀气质，雅静、平和、沉稳。长大后也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向新思潮认同，却终不能成为大胆、泼辣、热烈、敢于向一切传统挑战的“新女性”。
……
1933年９月９日，张兆和与沈从文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
在家庭的影响下，张兆和很喜欢新文学作品，经常阅读。她天生有一份对文学的倾情，加之经过学校的熏陶（先后在乐益女中和中国公学就读）以及后来沈从文的影响，她慢慢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左边上图的这部书是柯灵主编的“虹影丛书·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系列（第二辑）中的一本，即张兆和小说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书名同于1941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张兆和小说集之名，为其一篇小说的标题。其中共收有她的四篇小说《费家的二小》、《小还的悲哀》、《湖畔》、《招弟和他的马》。

就数量来说，张兆和的作品并不多，而且她的创作以后未能继续下去，而主要是做一些编辑方面的工作，但她的小说却已风格自成，别具一番韵味。或许是由于沈从文及其朋友圈的影响，张兆和小说的风格颇类京派，在自然的纯粹与童心的真趣中徜徉，捕捉那生命的本色与美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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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５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就如同给人间留下的那无限柔美的湘西。
……
2003年2月，沈从文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刚刚过去不久，张兆和就去了，与沈先生重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