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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救药的文人”

日期:2007-08-16 17:57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5500次

 

苏东坡-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救药的文人(一)

苏东坡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书、画俱佳,他的人格所体现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的精神闪耀着千年的中国历史,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还被誉为第一千年世界历史的12位英雄之一。

  苏东坡自云:"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可是封建官场之于他,注定是失败的地方,那不是因为他不懂官场,而是懂得太多,他 痛恨那种无益的党争,屡屡在关键时刻吐露真言,因此他被当政的各派视为持异见者,频繁遭到贬谪,苏轼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是封建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难得的是苏轼坦然接受这种厄运,他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不仅没有被打倒,以其达观和智慧,以其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升沉之间,留下了2700余首诗,300多首词,800多通书信,各种文章数以千计,被赞誉为"不可救药的文人",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今天看来,这样的"不可救药的文人"才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不仅因为他留下的大量的诗书画作品,还因为他的处世精神,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

  苏东坡,本名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眉州眉山县人。眉山县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南五十里左右,父苏洵,母程氏。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在宋代文坛上皆享盛名,后人称之为"三苏",皆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东坡故居在城南纱谷行,清朝曾经重建,号称"三苏祠"。当时有歌谣说:"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眉山草木尽都枯萎失色,原因是草木之色全加诸于三苏身上,还有传说入:"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当然这些只是后世对于苏东坡的崇拜而附丽的想象不实的话。

  苏东坡的母亲程氏,系出名门,知书达理,苏东坡小时候就由他的母亲亲自教导,启蒙读书。有一次,程氏教苏东坡读《后汉书·范滂传》时,程氏不禁叹息起来,东汉范滂受荐于朝廷,心忧邦国"登舟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随后发生党锢之祸,范滂亦被小人陷害,在范滂被害前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苏东坡读完这段故事后,随即问夫人说:"要是我也学范滂,母亲会允许吗?"夫人回答他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就能作范滂的母亲。"可知苏东坡愿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厄而不悔的用世之意,在少年时即已显现出来。

  苏东坡21岁时,与父亲、弟弟一道,入京参加考试。当时任主考官的是欧阳修,小试官为梅尧臣,欧阳修读到苏东坡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兴奋地拍案叫绝,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苏东坡的。"欧阳修当然是谦虚之词,也足见苏东坡文章之妙,欧阳修之善于识才。梅尧臣也有《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曰:"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言文章。"苏轼兄弟二人高中,轰动京师。但是,其母程氏突然病故,兄弟二人随父回四川奔丧,依例为母守制。到了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苏氏父子三人再次进京,通过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四年之后还京,英宗因为早就知道苏轼的文名,打算招入翰林,可是当时的宰相韩琦认为苏轼太年轻,资历也太浅,不应该入翰林,此事也就作罢,其时苏轼只有二十八岁。嘉祐五年,苏洵在京师病逝,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扶柩还乡,依例守制又是三年,等到守丧期满回到京师,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北宋外患严重,北有契丹,西北又有新崛起的羌夏,割地献金,几乎岁无宁日。神宗皇帝英年即位,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力求革新,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当上了宰相,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王安石变法自然并非全部都是善策,比如王安石打算改变科举,苏轼反对,上《议学校贡举状》,又有一次,王安石主张开封府低价买浙灯四千,苏轼上《谏买浙灯状》,两项计划俱被停止。于是苏东坡连续上书神宗皇帝,《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书集中对新法进行批评,反对变法,他认为变法不能求急功锐进,而认为道德风俗为国家存亡之所系,这些论调都与王安石不合。苏东坡的行为引起变法派强烈的不满,因此,有人联名攻击他,有人趁机陷害他。而王安石对苏轼的言论也不能容忍,视他为反对派主要人物,也指使人开始弹劾他。此时的王安石深得神宗皇帝的信任,苏轼是继续强行劝谏,还是暂避锋芒?他明白强谏的结果只能是自己获罪,而于事无补,当今明智之举就是离开。

  苏轼选择离开政治斗争的中心,采取所谓"中隐"之策,到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地方去,于是,苏东坡自请离京外任,这成为苏东坡一生为官的秘诀,是逃避政治斗争的权变之策。

  熙宁四年(1071)元月,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辗转而密州、徐州和湖州。在地方官任上,苏轼救灾扶贫,颇多善政。虽然离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是在地方看到的新法之弊端,又使得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苏东坡自己也说"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于是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对于新法之弊进行了批评。他的这种性格正如其弟苏辙为其所撰墓志铭所言:"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苏东坡在神宗元丰二年(1079),奉调到湖州,苏东坡一再上表给皇帝,使得朝中革新派极为恼火。元丰二年六月,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摘取苏东坡诗中的话,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元丰二年四月苏轼到达湖州,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才上任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当时通判祖无颇目击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是为著名的"乌台诗案",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之所以要兴起这场冤狱,目的就是要打击旧党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的势力。苏东坡被押解回京途中,百姓都出来送行,人人泪如雨下。回京入牢,狱卒知道他的身份,每天弄热水给他洗脚。审讯过程很长,期间仁宗皇后病死。临死前,她对皇帝说:"苏东坡因写诗而获罪,这全是小人陷害他,他们在他的政绩上挑不出毛病,就想曲解他的诗来定罪......,你可不能冤枉无辜,天神会动怒的。"就在这一年的岁末,苏东坡获赦,配往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以罪谪之身,被贬来到荆天棘地的黄州。他在黄州总共有四年,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为了糊口,他不辞劳作,情愿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不受众人的怜悯。他的好友马梦得,替他在东城门外请领了一处荒弃的营地耕种。苏东坡一向爱好白居易,且当年白居易作忠州刺史时作有一首《东坡种花诗》,而忠州、黄州皆是他们的谪地,且都是在城东,所以苏东坡就给这块土地称之为东坡,从此自号为"东坡居士"。乌台诗案给苏东坡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他因言惹祸,结案后被贬到荒僻的黄州,也不得不为口腹奔走道途。他叹他自己:"自笑平生为口忙。"放逐的生活使他的心灵产生蜕变,思想和文章的风格都有所变化,著名的"赤壁赋""念奴娇 "、以及"记承天夜游"便是此时的作品。苏东坡那份安详、自足的心境,表露无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寄蜉蝣于天地,眇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苏东坡-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救药的文人(二)

  黄州的生活对于苏轼来说变成了一种享受,他在此地交游,读书作文,豁达的心境,享受着这里的月光和美酒。

  元丰七年(1084)三月,神宗手诏苏轼改任汝州团练副使,诏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句子,苏轼感到了欣喜。不久神宗驾崩,新皇帝登基,小皇帝赵煦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是倾向于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对于苏轼的才华也是颇为赏识,于是召苏东坡回京,他迅速升官,最初知登州,到任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很快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成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达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这一次是因为他站在了保守派的对面。高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东山再起,他们纷纷要求尽废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恢复旧制,而苏东坡则认为尽管变法有不少的弊端,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应该进行区别对待,不能仅凭意气用事,而应该保留有利的内容,去掉其弊端即可。为了此事,他多次与执政的司马光发生当面的争论。竟然有人将苏轼比喻为第二个王安石。苏轼在朝为官的几年中,他触犯了每一条做官成功的规则。朝廷的斗争以他为中心,有几十篇表状攻击他,太后不理,并命朝臣不要再进言,并要处罚弹劾苏东坡的人。朝臣面子尽失,对苏东坡恨意更深。

  弹劾苏东坡的状子一天比一天多,幸亏有高太后的保护,没有遭到悲惨的结果。或许是感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步入艰难,于是,他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三月,他终于如愿了,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

  苏轼在杭州太守任内,又操作实施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更新建筑,建设公立医院、建设城市供水系统、修筑运河、建水库、筑苏提,整建西湖等等,为这个城市的发展立下不少的功劳,也可以看出苏轼实在也是个实干家。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宣布继承神宗的未竟事业,不久朝中重臣大换班,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革新派重新执政。

  苏轼既然是两派的共同敌人,这一次又是在劫难逃。不久,苏轼被撤掉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被贬往英州,厄运接连降临,又被贬为建昌军司马,安置惠州,惠州即今广东惠阳,历来只有重要的政治犯才被流放此地,苏轼可能意识到北还无望了,于是,他把家人安置在宜兴,只有三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陪伴奔赴惠州。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到达惠州,苏轼在惠州学习佛经,吟咏创作,支撑他的无疑又是他的达观和洒脱。有诗《荔枝叹》一首可以一见此时苏轼情怀: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跨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官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风顺雨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牙,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绍圣四年,反对派看到苏轼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自然是恨的咬牙切齿,于是,一纸贬书,苏轼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安置于昌化军,也就是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所谓天涯海角,就是这儿,这里可是历代贬官的最远的地方,可是苏轼在此依旧活得丰富多彩,更为可喜的是他的创作也极为丰富。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驾崩,年仅二十四岁,即位的是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也是倾向于元祐老臣的,于是流放边地的许多人接诏内迁,当时有人作诗曰:"时雨才闻遍中外,卧龙相继起东南",苏轼也是在召还之列,年过花甲的苏轼得以生还,自然感慨万千,他与苏辙决定聚首常州。

  回首多年的经历,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不幸,到达仪真的时候染病,坐船来到常州后,不见好转,而且病情日益加剧。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终年66岁,死后苏辙遵遗嘱将其葬于汝州之峨眉山。

  苏门六君子李文叔作祭文曰:"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苏辙所作墓志铭,更是道出了苏轼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也:"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

  苏轼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今天我们吟读苏轼之诗、之文、之词,品味其书画,再看他得意或者贬谪之时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很好的启迪。他执着而善于变通,独特的思维和人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始终如一保持着自己,未曾有所改变。有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实在是中华之幸,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精神之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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